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

寫完「此心安處是無鄉」，同學遂告知剛剛讀完林語堂先生的《蘇東坡傳》，而另有同學則寄來家中所掛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」的書法照片，還有朋友直接將東坡《念奴嬌》的「大江東去，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」寫來一觀！顯然蘇軾的文字與形象，不經意的，已然隱含在我們的生活之中。

蘇軾一生三次被貶，先黃後惠再儋，若不是被謫之所的地方官給予善待，恐怕蘇軾便無法發揮他的才情，寫出那麼多令人心神嚮往的篇章。與蘇軾同代的何薳，在其《春渚紀聞》一書中，特別有《東坡事實》一卷，將蘇軾之遺文軼事，小辨雜說收錄於其內，而該卷第一則《文章快意》即說：「某平生無快意事，惟作文章，意之所到，則筆力曲折，無不盡意。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。」足見東坡有事沒事就是喜歡寫，寫的盡意，寫的曲折而又快樂，但也因所寫之內容受到曲解而為構陷。「烏台詩案」的發生，雖說是新舊黨爭枱面上的衝突，但其實就是借題發揮，而以蘇軾做為主要的打擊對象，最後東坡被貶黃州團練副使，而他的一干朋友們，也因此而遭受到一定的牽連。

東坡貶於湖北黃岡謫所後，據《東坡志林》《記承天夜遊》所述，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，東坡「念無與樂者，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，懷民亦未寢，相與步於中庭…」，文中之張懷民，或即因詩案同時被貶於黃州，一個是副使，一個則是主簿，兩個「閑人」是一同遷謫的犯官，還一起散步夜遊，一併觀月賞竹，有能力將不幸化成有幸，將際遇轉成機緣，之後也才會有蘇轍的《黃州快哉亭記》。蘇軾的朋友很多，除了害人的章惇、蔡京，還有一起受牽連的「蘇門六君子」，能有蘇軾這種朋友，好的一面自不用說，不好的一面也需勇於承擔！試想：那些於蘇軾貶謫後將來往書信燒掉的老友，或是於接到蘇軾來信後不敢回信的舊友們，於此九百餘年後的今天，我們實在也不忍苛責，畢竟政治力的介入，與前途、個人生命及家族榮辱都息息相關！但，拒人於外，總覺得就是少了些人情，卻多了那麼些世故！

提及古人，我們常會用「道德文章」來形容某的品德與學問，對於蘇軾，連宋孝宗趙昚（音慎）都如是稱讚：「忠言讜論，立朝大節，一時廷臣無出其右」，蘇軾即或流放，也不改其直言之本性，是以大節無所虧，文章則流傳千古。流放黃州，因傅堯俞之「求近文」，於是蘇軾將新寫的《前赤壁賦》抄寫一過送給了「欽之」，賦後有「不該多寫」的話：「欽之有使至，求近文，遂親書以寄。多難畏事，欽之愛我，必深藏之不出也。」這寫的是朋友間的互信，是蘇軾如鯁在喉、如蠅在食不吐不快的個性，更是蘇軾自己筆力曲折，無不盡意的快意文章，恐怕也是不得不爾的必要提醒。傅堯俞還有他的子孫，最終並沒有上繳這封蘇軾親寫的《赤壁賦》，也才讓後世有機會一睹蘇軾此賦的書法真跡！北宋有蘇、黃、米、蔡書法四大家，看著這千古不遇的《赤壁賦》，聯想著蘇軾當時的際遇以及筆下的快意，其滋味之冷暖還真只能各自解讀。

蘇軾出貶黃州後，一時「多難畏事」，深怕再因文字而受不期之禍，因此交代欽之要「藏之不出」，但終究物以類聚者沆瀣一氣，東坡不畏事的朋友其實也很多。元豐二年九月，蘇軾親書《昆陽城賦》給他的佛門朋友參寥子（釋道潛），也因為東坡與釋道潛相交甚厚，這親書的《昆陽城賦》才能經歷歲月的坎坷，有幸流傳下來。元祐六年，蘇軾在《八聲甘州․寄參寥子》一詞中說：「算詩人相得，如我與君稀」，對於蘇居士與參寥子這兩人的交情，前述兩句話應該是說的夠清楚了。《昆陽城賦》中有這麼兩句：「豈豪傑之能得，盡市井之無賴」，而今市井無賴四字，亦如同「河東獅吼」一般，都成了約定的成語！東坡的文字與生活，確實都活在我們的日常之中。

我們在《春渚紀聞․翰墨之富》中還看到：「（東坡）先生翰墨之妙，既經崇寧、大觀焚毀之餘，人間所藏，蓋一二數也。至宣和間內府復加搜訪，一紙定值萬錢。…丙午年，金人犯闕，輸運而往，疑南州無一字之餘也。」可見在宋徽宗的同意下（崇寧、大觀、宣和都是宋徽宗的年號），蔡京將蘇軾等舊黨所留存的文字，視同禁書而予以大量的銷毀，甚至連神宗作序，司馬光所寫的《資治通鑑》都差點無法倖免，故而十不存一二也屬正常。弛禁之後，又經朝廷內府重金之收購，民間所留必然更少，再之後經過宋欽宗靖康元年（丙午年）的「靖康之難」，汴京中的朝廷器物遭金人擄掠一空，世間還能留下的蘇軾墨翰真跡，那就真的是多經磨難的劫後之餘了。也正因此，能於朝廷嚴禁並收繳焚燬之際堅不上繳，之後又能拒千金收購之誘惑而不予售出，就不得不對傅堯俞（欽之）、參寥子（釋道潛）及其後代為保留蘇軾的墨翰有所感佩了！參寥子是佛門中人，自應四大皆空欲求有限，傅堯俞則是「厚重言寡，遇人不設城府」集清廉、正直、勇敢於一身的國之重臣，蘇軾與傅堯俞相交並說「欽之愛我」，看來是真能體會到傅堯俞的誠摯之情。

徽宗崇寧、大觀年間，因蔡京之故，弄出了「元祐黨籍碑」的歷史重醜！司馬光、文彥博、呂公亮通通列名「曾任宰臣執政官」之列，而由蘇軾領銜，與劉安世、范祖禹等列名在「曾任侍制以上官」，至於蘇門六君子如秦觀、黃庭堅、晁補之、張耒則屬於籍碑「餘官」內的首四名！此一籍碑刻於崇寧四年（西元1105年），上面有宋徽宗「元祐黨籍碑」的御筆，以及蔡京所寫的黨人名字！一年後因朝野議論洶洶，徽宗遂知反悔而將於全國所立之碑石全數砸毀！當時執政者如徽宗、蔡京之糊塗，以及公帑之隨意浪擲，與今日之執政官員又有何異？王夫之的《宋論》中說：「宋之亂，自神宗始」，但真正毀壞國家根本最重的，恐怕是只適合當藝術家的宋徽宗吧！一個黨籍碑，真的傷盡天下人心，又還有誰，願意多為宋朝這個國家而有所付出？蘇軾的書畫翰墨，連同其他舊黨人物的著作，在崇寧、大觀之間，凡能徵集到的，多數都付予祝融而化為青煙！有幸留下來的，亦隨靖康之恥而一起北去矣。蘇軾卒於建中靖國元年，不即見身後之禍，是幸耶？抑不幸耶？

家父與朋友交，書信往返之外另亦常以楹聯相贈。家中現掛有江陵張知本先生所贈「宜情自有詩書畫，秉性當如松竹梅」楹聯一幅，亦有父親鄉里老友張正義伯父所書之「常樂長壽」四字。黨國大老張知本先生乃武昌首義諸人之一，因曾留日修習法學，故曾參與民國憲法之起草享有盛譽。惟張先生與先父相差近三十歲，其中來往之細節已不可得知，然張先生之墨翰字跡端正中有美感及豪氣，日前途經龍安街及同安街左近，得見張先生替「湖北同鄉會」所書數字，其落款與家中字跡完全相同，遂一眼即辨！至於正義伯父之字，則頗具含意，「常樂」係指老家山西省高平市常樂村，而「長壽」則祝願家父歲至期頤之意，「常樂長壽」，其意即可明矣。張伯父與家父共同抗擊日寇於太行山區，同袍同澤幾生幾死，國府遷台時張伯父未及跟隨，而後流放黑龍江從事苦役，後於黑龍江擔任教師直至終老，父親返鄉時錯失機緣不得一見，而後此生便無由再敘矣，而今言之不勝唏噓。抗戰軍興之後，大時代動盪不堪，父親轉戰南北，飄零東西，終而落腳台灣，語謂：「年深外境猶吾境，日久他鄉做故鄉」，渡得大江大海，行過深山高壑，此間無雪堂之屋，但存凌虛之台，雖非家亦需為家，而蘇軾尚有北還期葬嵩山之言，然家父自三十二年雪夜慈母之後，離鄉背里最終埋骨於此，西望大海，兩岸濤濤，實歸骨無期還鄉無時矣！

「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」，顯然，我們都只能在無法有效的規劃中，邊走邊看，留下也留不下，記得也記不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