歷史是面蘊底深厚的鏡子，裡面的人與事，反映著人性與人心，也透露著為人處世可以學習的智慧！唐太宗以史、以人、以銅為鏡，而人在史中，史在事中，透過讀史，唏噓中對自己的人生處境，定然可以有所借鏡！
《增廣賢文》中說：「誰人背後無人說，哪個人前不說人」，既然不是聖賢？毀譽也就難以避免，或張三李四或三姑六婆，在你的人前、背後說上幾句，不也正常？我們不是政府，沒有掌控或是箝制輿論的能力，至於或婆或爺的閒言雜語，多半也只能聽之、由之，最後還希望自動消之、匿之！
明朝吳亮作《忍經》，序言即謂：「忍乃胸中博閎之器局，為仁者事也，惟寬恕二字能行之」，我輩行世，明法、知法，但不知心中有多少「仁者事也」的寬恕而不用法，又有多少能力與忍功，可以於受委屈之後「終不自辯」？漢朝南陽的直不疑，同僚詆毀他「盜嫂」（與嫂子私通），他聽後只淡淡的說：「我乃無兄」，一個沒有兄弟的人，又哪裡來的嫂子呢？對於閒言，直不疑「終不自明也」！宋朝的陳與義，掌握吏部之銓選大權，因所屬部吏與武弁私下發生鬥毆，於是遭同僚彈劾，但於晉見皇帝時，對於鬥毆遭受中傷事件也「終不自辯」！明朝的傅檝，其繼母竟與兩位家奴私通，父親聞知後怒急攻心而暴卒，傅檝於是離家宿於郊墟間，蓬首垢面自廢自罰達三十五年，旁人雖不能理解，但家醜如此難堪也不便解說，於是「終不自明」，直到繼母過世後方才歸家！「辯」字，本意是涉訟兩造之言辭辯論，為的當然是自身的權益，但一個人卻能不自明與不自辯，心中若無寬恕之器宇與忍人之度量，顯然是做不到的！
有人可以寬宥不言，也有人習慣大聲辯明冤枉！不論對錯，一旦爭辯，總要有一個號稱公正的裁決者予以衡平。清雍正四年，直隸總督李紱與河南巡撫田文鏡，便發生了相當棘手的「督撫互參案」！李紱寫了密折給雍正，直指田文鏡「性情僻闇，信用僉邪，賢否倒置」，雍正將密折轉發給了田文鏡，請田回應，田以密折回奏並將李紱視為朋黨！雍正又將田的密折轉給了李紱，要李紱回應！就這樣來來往往，而雍正就是那位擁有終局判決權利的裁奪者！田、李兩人各自申辯完畢後，看似各有對錯，但雍正卻刻意的，將之演變成大規模的科甲朋黨案，致使黃振國、李紱、蔡珽、謝濟世、汪誠、邵言綸等，分別受到斬立決、斬監候、充軍、革職等不同的處分！有時，具有裁決權的天平已經傾斜時，申辯不但無用，甚且禍害更大，但不申辯，又怎能希望不言「自明」呢？在此科甲朋黨案中，透過李紱、田文鏡的密折，還牽扯出了一位寧波師爺「烏思道」，也就是《雍正王朝》劇中大名鼎鼎的「烏先生」。對於在田文鏡幕下的這位烏先生，《雍正王朝》中他自稱是「陰謀為體」，行的不是正大光明之道，所以雍正繼位後便半隱而去了！曹詣珍教授在《清代名幕烏思道稽考》一文中，考辨了這位「威行一省，遍佈黨羽」不在台前爭辯，而在幽暗中辦事的師爺，可見謀略規劃比之言語爭辯，更勝一籌，更能決勝千里！
康熙皇帝也很懂得運用人性之弱點與輿論，為了板倒明珠與索額圖，康熙耍了個心機，要大臣「風聞言事」，也就是「聽風可以言雨，指東便可以劃西，不必拘於證據，以求廣開言路」（《康熙帝國》李光地語）。但因只是聽聞而無有足夠證據，因此對於「風聞言事」也有彈劾不實的風險，所以順治皇帝時予以嚴禁。康熙聽完李光地的說詞，講了幾句非常有深度的帝王心術：「先帝爺可以禁，朕可以開禁。朕可以用他們的言事，然後再禁風聞言事！」可見「政策」可以為政治服務而改變，改變後還可以再改回來，完全沒有政策不連貫與臉面的問題！但風聞言事的結果，彈章處處，最後康熙覺得只有他一個人是屬下不敢彈劾的對象，於是感慨的講出有如《增廣賢文》的話：「誰人背後不參人，誰人名下無人參」！對於人前人後，我們其實都面臨著很不一樣的聲音！哪一種風聞的消息是對的，便金石可鏤；哪一類聽來的又是錯的，遂血口噴人，這期間言人人殊，實在難以斷定，如非俱足夠經驗之大睿智者，又如何能有效判奪此間曲折？
近日，「黑●」成為顯學，誰都可以站在台前，言之鑿鑿的牽拖上幾句，然後將那位政治人物的祖宗八代、親朋戚友都拿出來以言語好生鞭打一頓！於是，房舍、祖墳、英語、吃飯、喝酒、牽手、行程、視察、打牌、預算、落雨，原本無甚意義的議題，對於某些人卻又成為極有意義的話題！正是「所愛者，撓法活之；所憎者，曲法滅之」！而今是非已經無從合理探討，邏輯也已然無法正常推論，似乎耳語相狎屁者勝，是非相問邪者贏！對於真正關係國家未來發展的重大議題，只可以在政治正確中找到答案！這些人前可見的電視名嘴，更需愛惜羽毛，可知他人亦議論汝於電視台之後乎？ 對於居上位者而言，尤需謹記「誰人人前不說人，誰人人後無人說」的諺語，畢竟《禮記》很早便教誨我們說：「君子道人以言，而禁人以行，故言必慮其所終，而行必稽其所敝，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。」試問缺乏自律行為的上位者，又如何期望其所屬，能做出合於常軌、常規的行為？
謹於言、慎於行，以史、以人、以銅為鏡，一國一家，一公司一個人，都必有向上攀升的一天，反之則皆危矣。
《增廣賢文》中說：「誰人背後無人說，哪個人前不說人」，既然不是聖賢？毀譽也就難以避免，或張三李四或三姑六婆，在你的人前、背後說上幾句，不也正常？我們不是政府，沒有掌控或是箝制輿論的能力，至於或婆或爺的閒言雜語，多半也只能聽之、由之，最後還希望自動消之、匿之！
明朝吳亮作《忍經》，序言即謂：「忍乃胸中博閎之器局，為仁者事也，惟寬恕二字能行之」，我輩行世，明法、知法，但不知心中有多少「仁者事也」的寬恕而不用法，又有多少能力與忍功，可以於受委屈之後「終不自辯」？漢朝南陽的直不疑，同僚詆毀他「盜嫂」（與嫂子私通），他聽後只淡淡的說：「我乃無兄」，一個沒有兄弟的人，又哪裡來的嫂子呢？對於閒言，直不疑「終不自明也」！宋朝的陳與義，掌握吏部之銓選大權，因所屬部吏與武弁私下發生鬥毆，於是遭同僚彈劾，但於晉見皇帝時，對於鬥毆遭受中傷事件也「終不自辯」！明朝的傅檝，其繼母竟與兩位家奴私通，父親聞知後怒急攻心而暴卒，傅檝於是離家宿於郊墟間，蓬首垢面自廢自罰達三十五年，旁人雖不能理解，但家醜如此難堪也不便解說，於是「終不自明」，直到繼母過世後方才歸家！「辯」字，本意是涉訟兩造之言辭辯論，為的當然是自身的權益，但一個人卻能不自明與不自辯，心中若無寬恕之器宇與忍人之度量，顯然是做不到的！
有人可以寬宥不言，也有人習慣大聲辯明冤枉！不論對錯，一旦爭辯，總要有一個號稱公正的裁決者予以衡平。清雍正四年，直隸總督李紱與河南巡撫田文鏡，便發生了相當棘手的「督撫互參案」！李紱寫了密折給雍正，直指田文鏡「性情僻闇，信用僉邪，賢否倒置」，雍正將密折轉發給了田文鏡，請田回應，田以密折回奏並將李紱視為朋黨！雍正又將田的密折轉給了李紱，要李紱回應！就這樣來來往往，而雍正就是那位擁有終局判決權利的裁奪者！田、李兩人各自申辯完畢後，看似各有對錯，但雍正卻刻意的，將之演變成大規模的科甲朋黨案，致使黃振國、李紱、蔡珽、謝濟世、汪誠、邵言綸等，分別受到斬立決、斬監候、充軍、革職等不同的處分！有時，具有裁決權的天平已經傾斜時，申辯不但無用，甚且禍害更大，但不申辯，又怎能希望不言「自明」呢？在此科甲朋黨案中，透過李紱、田文鏡的密折，還牽扯出了一位寧波師爺「烏思道」，也就是《雍正王朝》劇中大名鼎鼎的「烏先生」。對於在田文鏡幕下的這位烏先生，《雍正王朝》中他自稱是「陰謀為體」，行的不是正大光明之道，所以雍正繼位後便半隱而去了！曹詣珍教授在《清代名幕烏思道稽考》一文中，考辨了這位「威行一省，遍佈黨羽」不在台前爭辯，而在幽暗中辦事的師爺，可見謀略規劃比之言語爭辯，更勝一籌，更能決勝千里！
康熙皇帝也很懂得運用人性之弱點與輿論，為了板倒明珠與索額圖，康熙耍了個心機，要大臣「風聞言事」，也就是「聽風可以言雨，指東便可以劃西，不必拘於證據，以求廣開言路」（《康熙帝國》李光地語）。但因只是聽聞而無有足夠證據，因此對於「風聞言事」也有彈劾不實的風險，所以順治皇帝時予以嚴禁。康熙聽完李光地的說詞，講了幾句非常有深度的帝王心術：「先帝爺可以禁，朕可以開禁。朕可以用他們的言事，然後再禁風聞言事！」可見「政策」可以為政治服務而改變，改變後還可以再改回來，完全沒有政策不連貫與臉面的問題！但風聞言事的結果，彈章處處，最後康熙覺得只有他一個人是屬下不敢彈劾的對象，於是感慨的講出有如《增廣賢文》的話：「誰人背後不參人，誰人名下無人參」！對於人前人後，我們其實都面臨著很不一樣的聲音！哪一種風聞的消息是對的，便金石可鏤；哪一類聽來的又是錯的，遂血口噴人，這期間言人人殊，實在難以斷定，如非俱足夠經驗之大睿智者，又如何能有效判奪此間曲折？
近日，「黑●」成為顯學，誰都可以站在台前，言之鑿鑿的牽拖上幾句，然後將那位政治人物的祖宗八代、親朋戚友都拿出來以言語好生鞭打一頓！於是，房舍、祖墳、英語、吃飯、喝酒、牽手、行程、視察、打牌、預算、落雨，原本無甚意義的議題，對於某些人卻又成為極有意義的話題！正是「所愛者，撓法活之；所憎者，曲法滅之」！而今是非已經無從合理探討，邏輯也已然無法正常推論，似乎耳語相狎屁者勝，是非相問邪者贏！對於真正關係國家未來發展的重大議題，只可以在政治正確中找到答案！這些人前可見的電視名嘴，更需愛惜羽毛，可知他人亦議論汝於電視台之後乎？ 對於居上位者而言，尤需謹記「誰人人前不說人，誰人人後無人說」的諺語，畢竟《禮記》很早便教誨我們說：「君子道人以言，而禁人以行，故言必慮其所終，而行必稽其所敝，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。」試問缺乏自律行為的上位者，又如何期望其所屬，能做出合於常軌、常規的行為？
謹於言、慎於行，以史、以人、以銅為鏡，一國一家，一公司一個人，都必有向上攀升的一天，反之則皆危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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