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經看過一則笑話，大意是說，身體的器官在一起開會，在各論述自身的功能後，都認為自己最重要！最後輪到肛門說話，肛門則簡單的說明自己的排泄功能很重要，在其他器官一陣訕笑之後，肛門生氣了，之後便罷工四天，待到第四天，其他器官如眼睛看不清了，口腹之慾消失了，腦袋發漲了，腸胃鬱結了，於是所有器官最後一致決議：肛門最重要！果然，有進而不出，身體確實是消受不了的。
器官當然不可能在一起開會，但人體的器官各有功能，有時也互相牽引，舉例而言，切除膽囊的人容易腹瀉，因為沒有膽汁的的平衡，故而無法承受過於油膩的食物，而胰臟不佳的人，血糖的穩定度會受到影響，進而形成糖尿病，而導致其他的併發症。至於直腸出口的肛門，最常發生的問題自然就是痔瘡了。痔瘡本不需諱疾忌醫，不論內痔或外痔，也不過就是直腸出口發生病變，需要適當的治療而已，而身體器官能不發生病變的，大概也只有「血之餘」的毛髮吧！痔瘡該怎麼醫？西醫方法眾多，但都免不了一定程度的手術作為，而中醫可就不同了，基本上還是使用傳統的內服、外敷二法，而其中，竟然還有一種用舌「舔」的治療方法。
《莊子∙列御寇》上說：「秦王有病召醫，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，舐痔者得車五乘，所治愈下，得車愈多。」其中「破癰潰痤」還不難理解，應該是屬於治療腫毒的過程，但用破、潰二字形容，看來是必需動點外科手術了！但「舐痔」二字，所舔的應該就是直腸出口的痔瘡！我們從「所治愈下」四字觀察，舐痔就是舔肛，這也應該是相當肯定的答案！在二十五史中，《莊子》的故事不斷為後人引用，諸如：《後漢書》中有「舐痔結駟」、《晉書》中有「舐痔兼車」、《魏書》有「舐痔嘗癰」、《南史》有「折枝舐痔」，無疑的，「舔痔」二字儼然已成為無恥以求富貴的代名詞。雖如此，痔瘡可否真的可以舌舔而治愈？
依據李時珍的《本草綱目》「口津唾」一條，李先生說唾液主治「瘡腫、疥癬」、「明目退翳、消腫解毒」，而外痔屬於瘡腫一類，故而還真可以以人體唾液進行治療。胡適先生小時曾得過眼翳病，在其《母親的教誨》一文中，曾提到胡母「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，有一夜她把我叫醒，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」！但文中沒說明是否因此真治好了眼翳。如此，人類的唾液，既治腫瘡，又治眼翳，然而李時珍本人，在其《本草綱目》中針對「脫肛」、「痔漏」的處理方法上，卻始終沒寫下「舔痔」的解法。李時珍本人雖未中舉，但也是個秀才，在那個以科舉應試的時代，應該不會不知道列御寇的故事，我想他應該是刻意避諱，而將舔痔的治法主動移除了。
我們不知道舔痔以醫痔的起源，是否是因為觀察到動物舔舐傷口而引起的結果，但唾液俱有抗菌劑的成分，則已為現代醫學所證實，而在中國人的眼中，唾液還是「金津玉液」，更是道家修練「吞津」養生法所必要的素材，而中國人視為養顏盛品的燕窩，其實也就是燕子的唾液而已。如此，唾液拿來醫痔，拿來養生，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，只不過人體之津液難以大量取得，不得已也只好用舔的了。
如果舔痔是無恥的作為，那嚐糞更是如此，人類的一張嘴，可以禍從口出，也可以福從口得，至於怎麼使用這雙唇與一舌，也各有各的道理吧。
我們從歷史中走來，有時，也需要回到歷史中尋求答案。中國經歷五千年的治亂興衰，如果要探詢人性的美醜善惡，我相信「求之於史」應是相當合理的答案。
我國考試院院長關中先生，數年前提出公務人員需有固定三個百分點的人考績列為丙等。此案一出，公務員群情譁然，於是考試院提出《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說帖》及《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問答集》特別為之釋疑，然因爭議過大，《考績法修正草案》迄今仍躺在立法院等待主動發掘！未料此一議案竟然在近日《公務員退休撫卹法草案》審議時突然復活，立法諸公不分黨派，竟一致同意若公務員考績十年三丙，或連續兩年考績為丙者，便可予以強制資遣！此案一出，又是天下洶洶物議沸騰，所謂公務員的尊嚴、公務員的信賴保護、考績之公平性值得懷疑、人事的背景後台、以及政黨屬性可能造成的偏頗等等說法又紛紛出籠不一而足，雖各有說法，但也都有其一定之合理性。然而說穿了，考績與當年年終之實際金錢利益相結合，也與日後之升遷有相對的連動關係，如果考績列入丙等，當事人除於當年無法獲得年終獎金外，現在又多出一個可能為之淘汰的結果，而現行之考績制度，在不成文之規定下，每年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公務員，其考績可列於甲等，剩餘之二十五則幾乎皆為乙等，蓋丙等無年終，丁等則將淘汰，是以少有此兩類之考績人員。
何以公務員如此反對《考績法》之改變？其實這根本不需探討也知道答案，而文官體系之公務員是否適合透過類似民間企業之末位淘汰方式，用以甄汰不適任之人員，這倒是有相當之論述空間。「公務人員」係經國家考試而任用者，俱有國家所賦予之公權力，因此也負有刑法上所謂公務員所需承擔之責任！基此，公務人員當然與「民間企業」所任用之員工不同，若硬是將兩者相提並論，一視同仁，甚至作為政府改革的當然標的，在缺乏有效溝通又遭致不利益的憤怒下，引發公務體系的反彈實為理有必然。關先生引用孫先生的話說：「不達目的，絕不終止」，但此一目的，很可能不會在他的任上自然實現！忽略人性，急於改革，一旦失敗而終，除徒留自身遺憾之外，其實是換不到歷史定位的。
康熙帝在位之時，曾於康熙七年及二十三年，透過當時「京察」與「大計」的考績制度，在「校以四格」定考績，以及「糾以八法」定去留的規則下，分別甄汰了三十七位及三十六位的官員，其中於二十三年所甄汰的文官，係以「從四品」的王三省為首，而從四品的官位有多大？其官職約末相當於今日的局處首長！康熙帝終其六十一年的在位期間，也不過就進行了這麼兩次的末位淘汰，而且還是以「指名題叅」方式進行。說白了，也就是康熙自己下令點名淘汰！除此之外，康熙帝從沒有大動作的進行過任何一次的官員淘汰作為，而且「京察」制度或行或廢，始終沒能固定下來。一直到他的兒子雍正繼位，將京察視為好東西，方才以三年為定制，持續予以推動，但於《清史稿》中，並沒有為我們留下雍正帝如何淘汰官吏的具體作為！
回到歷史，何以康熙帝如此難為？何以京察或行或停？何以需要他個人指名題叅？又何以雍正帝認為京察是個好東西，並將這個早已相傳多年的考績制度，固定下來以三年行之？歷史往往不會直接告訴我們答案，因為答案不在制度本身，而在執政者的心境及如何權利運用之上。清代規定，京察時名列一等者（相當於今日甲等），僅為所有文官的七分之一（即14.28%），剩下的當然自然就是二等及三等，此一規定明列於《清史稿》之內，但京察後屬於末位的佔多少百分比則史無明文？我們依據柏樺先生《濫設與額設—中國古代刑罰政治觀》一文知道：「康熙年間不包括八旗武職, 文武官員的定額是15,602員，其中在京正雜大小官2,546員，直隸及各省正雜文職6,404員，學官3,001員，各省武職2,651員」，如此，康熙年間的官員總數視為2,546員，如以36人最為七年及二十三年所甄汰的官員計算，淘汰比例約為1.41%，而如果前述兩年之甄汰數字正好反映出清代的淘汰制度，那無疑的，當時文官體制在康熙指名題叅下，所能淘汰的文官比例還不及1.5%！將第一等及末位者合併計算約為15%，那剩下的85%，就是績效在二等、三等的官員了。
如果康熙帝在京察或停或行之下，也只能淘汰1.41%的官員，那今天關中先生不達目的絕不中使的3%使命，又有多少機會可以獲致？古代文官在正常管道下，係透過正途的科舉制度而取得任官身份，而今日之公務人員則以國家考試取得合法之任用資格，如果強欲剝奪文官已取得之任用資格，似不宜純以績效十年為丙，連續兩年得丙，以及強迫分配3%得丙作為基準，畢竟在強迫分配之下，人數相對較少之單位必有困擾，因此採行「輪流得丙」的邏輯似乎很難避免，且得丙者當年無年終，這又豈是政府期望一般民間企業皆為「幸福企業」的常例？馬先生不是康熙，關先生也不是雍正，兩人之任期皆有限，而且從大歷史的角度而言更是很有限，看來在達到目的之前，兩人皆已為任期制度所淘汰矣。
政府真正要做的，是提昇效率，而提昇效率不是純靠績效考核便可做到，人才之積極延攬，人才之充分培育，恐怕才是正軌，如果政府只是為了撙節開支，那其實只要調整甲、乙兩類考績者的年終多寡便可達到目的！或是效法清代之制，一等只佔七分之一即可！75%的甲等去掉15%，政府即可省下60%公務員的年終預算，這比淘汰制度似乎更為可行，也更為單純快速。當然，對於優秀的一等公務員，也實在不該僅以一個月之年終作為上限！而今公務體系之人員無民間企業之福利，卻要承擔悠悠之口，成為政府開鍘改革的主要標的，實在令人遺憾與費解！政府無為，莫此為甚！試想今日政府所所作所為，無一不招人怨懟，實是缺乏人才，且不理解改革需以人性處理方可致之。關先生的大刀，看來多了些利字的考量，而少了些義字的內涵，而馬先生的改革，看來更缺乏歷史教育的涵養，缺乏歷史教育涵養的改革，那又哪裡能掙來成功的歷史定位？
文安立教授於其近著《躁動的帝國》一書中嘗言：「規則和儀式是中國許多思想系統（不僅只限於儒家思想）中重要的部分。這些規則是由中國菁英為自己所制訂，用以規範在他們底下的人。這些概念大部分清楚地界定出階層，也訂定社會各階層相互的責任與義務。」試問：誰來替關先生打考績？誰又能為馬先生論績效？他們的官位顯然都遠在從四品之上！但，如果現今將此兩位「菁英」放在考核體制之中，而不是「規範在他們底下的人」，或許他們會更清楚公務人員應有的責任與義務！我們不反對改革，但請從歷史走來，看看人性，考慮環境，思索制度面的建立需照顧多數人的福祉，而後有所堅持，那才能走向成功的歷史的定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