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八○○年，任職溧陽尉的孟郊，在溧水岸邊迎母時，寫下了千古名篇《遊子吟》：「慈母手中線，遊子身上衣。臨行密密縫，意恐遲遲歸。誰言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。」然孟郊長年困於科場，於貞元十二年及第中進士時，已然四十六歲，而又四年方外放溧陽（江蘇宜興縣西），是以寫此詩時，已是五十歲的中年人了。清人邢昉在其《唐風定》一書中評論此詩說道：「仁孝藹藹，萬古常新」。確實，此詩頌傳千古，讀之無不令人戚戚，因為我們身上，有誰不帶著母親無盡的愛心與關心？
孟郊的母親，《兩唐書》不載其名，依據韓愈《貞曜先生墓誌銘》：「先生諱郊，字東野，父庭玢，娶裴氏女，而選為崑山尉，生先生及二季酆、郢而卒。」由是知其父蚤卒，母姓裴，並有兄弟兩人。再據韓愈《孟東野失子并序》一詩所言：「東野連產三子，不數日輒失之」以及《墓誌銘》所載：「唐元和九年，歲在甲午八月乙亥，貞曜先生孟氏卒，無子，其配鄭氏以告」，由是知孟郊之妻鄭氏，曾先後產下三子，但不數日遂即嗚呼夭折。在父喪無子，而又仕途蹇蹬的情況下，孟郊遂將所有的心思，都擺在了撫育自身的母親身上。
孟郊一生事母至孝，為了母親，他四處依托，在其《上常州盧使君書》一文中，孟郊極其卑辭厚顏的說：「小子顯求閣下道德仁義之衣食以為養也…。輕重可否傾一言，陳謝誠冀於異日」，信中懇請盧使君能如先前的長官般，不論好壞都能給個差事，以為供樣之資。在此文中，孟郊還提及他先後求食於「宣武軍司馬陸大夫」、「吏部侍郎韋公」等人，奔走干謁求食四處，低聲下氣的有些苟延，想來其詩中的窮愁之苦，顯然其來有自。當他到處求人之際，思及養育之恩的母親，「遊子衣」便不斷浮現在其字句之中。在《怨別》詩中，有「秋風遊子衣，落日行遠道」的無奈，而在《商州客舍》詩中，則有「南山風雪壯，遊子衣裳單」的清寒，另在《遠遊》詩中，他寫下「長為路傍食，著盡家中衣」的難堪。終於，孟郊在半百之年，經吏部銓選成為溧陽尉，即或薪俸微薄，但在衣食有養下，孟郊終能迎母於溧水旁，並期以寸草之心，聊報三春之暉。元和四年，孟郊年六十歲，慈母下世，孟郊為此去官守喪。又四年，孟郊依鄭慶餘之邀，前往大理應試，卻以暴疾卒於閿鄉（河南靈寶），隨後遺體運回洛陽，賴韓愈及鄭慶餘打點錢財之助，方能葬於北邙山先人墓左，人謂：「生居蘇杭，死葬北邙」，對窮苦一生的孟郊而言，至少成就了一半，或可慰藉其有所欠缺的不安心靈。
孟郊多次應舉不第，生活清苦已極，在其《嘆命》詩中，曾寫下：「三十年來命，唯藏一卦中，題詩還問易，問易蒙復蒙，本望文字達，今因文字窮，影孤別離月，衣破道路風，歸去不自息，耕耘成楚農。」想以文字通達，卻以文字困窮，唯一賴以生活的工具，卻使自己前途茫茫，無所依托，這無疑是下第文人的最大悲愴。孟郊在其《落第》詩中說自己：「棄置復棄置，情如刀劍傷」，不第之心已如刀割，而一再落第後，其《再下第》詩中則顯現出更深的悲痛：「一夕九起嗟，夢短不到家，兩度長安陌，空將淚見花」，這其中轉轉難眠的嗟嘆，揪心難言的無奈，只能化成清淚而已。然而貞元一第，乾坤隨即顛倒，其《登科後》一詩，寫出得意士子一登龍門的無比快樂：「昔日齷齪不足誇，今朝放蕩思無涯，春風得意馬蹄疾，一日看盡長安花」！
孟郊及第後，到底「春風得意」「走馬看花」去了哪裡？除了參加新科進士的「曲江宴」及「杏林宴」之外，幾乎無人細談！今人王魯昌先生將此詩與進士聚集的「探花宴」連在一起，但未說明到探花遊園地底會去哪些地方。又，近人楊向逵，趙梅，則以《秦中歲時記》所載之意，推論說：「使之騎馬遍遊曲江附近，或長安各處的名園，去採摘牡丹等名花」。前述三人之說，顯然對探花遊園發揮依然有限！然而以動亂頻仍的唐朝末年觀之，長安京畿兩陷於黃巢之亂，先是「淘物」，後又「洗城」，恰如韋莊《秦婦吟》中所謂：「華軒繡轂皆銷散」、「內庫燒為錦繡灰」，而在長安「火迸金星上九天，十二官街煙烘烔」祝融肆虐下，唐朝官方庫藏典籍，也難逃化成焦灰的遺憾。在文獻不足之下，就連春風得意走馬看花的探花宴，其來龍去脈也就變的晦暗不明了。《舊唐書‧孟郊》傳，僅以九十四字述其一生，而《新唐書》則將之附於《韓愈傳》下，累字不過百七十四而已，想孟郊六十四年之人生，於史傳，竟止此爾！確實令人嘆息。
長安城始建於劉邦得天下定都之後，至隋文帝重建為大興城。唐依隋制，陸續擴建，至玄宗開元年間，依據李健超《唐長安復原圖》所言，已成為東西長9.6公里，南北寬8.6公里，周長36.7公里，面積84平方公里，擁有一百○九個里坊，兩個市（東西），及一個風景區（曲江池），居民約百二十萬的國際大都市。據李氏考證，長安城東西南北各開三座對望之城門，城內南北大街11條，東西大街14條，其中互通城門的稱為「六街」，縱橫此二十五條交通要道，即劃分為棋盤式之里坊及市。新科進士「一日看盡長安花」的位置，必然就在此偌大的84平方公里之內！
依據南宋趙彥衛的《雲麓漫鈔》所引唐朝李淖所著之《秦中歲時記》：「期集謝恩了，從此使著披袋、篋子、騾從等，仍於曲江點檢。…次及即杏園初宴，謂之探花宴，便差定先輩二人少俊者，為兩街探花使，若他人折得花卉，先開牡丹、芍藥來者，即各有罰。」細細體會這幾句話，說明了皇帝於皇宮之內召見、大隊人馬前往曲江賞花、隨後的杏園探花宴，以及再而後遣年少之兩街探花使，前往各處名園採摘名花等等。如此，長安看花之所在，可以進一步縮減為「兩街」之所在。此外，唐末孫棨所著之《北里志》其序中亦明載：「僕馬豪華，宴遊崇侈，以同年俊少者為兩街探花使，鼓扇輕浮，仍歲滋甚！」由唐人李淖及孫棨之記載，可確知唐朝進士探花遊園，是在杏園賜宴之後，且是以兩位少年進士為探花使之先導，從兩街出發，隨後遍遊長安名園，而且耗費不貲！
由於史料欠缺，李淖及孫棨所說的「兩街」，已然無從稽考，但依正常邏輯判斷，杏園宴席開於午後，酒足飯飽後方有探花遊園之樂。待眾人返回杏園，細屬採摘成果及先後順序，而後於晚間再度舉宴，方有可能對探花「不力」之探花使處以罰則。如今，當時探花遊園如何進行已無法確知，但仍可合理假設長安遊園之「路徑」，係經進士團（外包的工作單位）事先仔細安排，並分成東西兩路，每路各指派探花使者一，並將其餘進士亦區分為兩路，一定時間之後，再隨探花使之後塵跟去，也才有可能如李淖所言：「若他人折得花卉，先開牡丹、芍藥來者，即各有罰。」遊春之日既受皇命，所以各地名園「一律開放，任其採摘」（楊向逵、趙梅語）也就順理成章了。如此，「兩街」未必只是字面上的兩街，而是事先安排的探花起始之街，後續行程以及順序則顯然早已打點妥當。
那長安又如何區分為「兩街」，以便進士們馬分兩路探花遊園？二○○六年五月，李志紅先生在其博士論文《唐長安城市景觀研究》中，整理《長安志》及《唐兩京城坊考》後，梳理出七十四個私家園林，並將之標示於長安城圖之內（見李文圖5-1-4：唐長安城宅園分佈示意圖），同時發現宅園分佈多在皇城第二條街之南且臨水之處。細看標示之圖，長安右側的園林顯然較為集中，左側則略顯分散，如是，探花使之責任區域，如果是分在左側之園林，想要於一個下午看遍長安之花，「馬蹄疾」就是不得不的景象了。因此，我們再度合理假設，新科進士從位於長安東南角的杏園出發，由探花使先行，而後其餘進士亦區分兩路，跟隨探花使之馬步而去，若探花使馬力不濟，而為後續之進士跟上，就要給予一定之「罰則」了！而為顧及娛樂性及刺激性，探花使的年紀必然需健壯姣好，方可能讓後面「五十少進士」的其他進士驅步追趕了。
四十六歲之前，孟郊以進士及第為目的，然待選四年，僅得一溧陽尉的小官且為羞辱罰俸，秩滿即除，其後四處依托，屈身卑言以求安身奉母。年逾六十，還要為一官半職前往大理應試，最後竟暴卒於閿鄉之途。孟郊身後無子、無資，若非韓愈及鄭慶餘之義助解囊以打理後事，孟郊恐怕真要瘞旅他鄉永不得歸了。而他進士及第，一日看盡長安花的大唐都城，最後也在唐昭宗天祐元年，毀於朱溫之手。天下事盡如白雲蒼狗，曲江盛會現已如塵，而杏園探花今又何在？玄宗開元五年，曲江關宴，新科進士三十人，併同歌妓、篙工等，於遊湖之際發生船難而全數罹難，一生辛苦，驟成清風，龍門初登，頓成亡魂，是以知及第莫喜，落第莫悲，作弄人的是命，一切都該是緣吧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