據《金石錄後序》所載，建炎己酉（建炎三年，西元1120年）六月十三日，李清照夫婿趙明誠君應詔，自池陽（安徽省貴池縣）趕赴湖州上任，途中因冒大暑奔馳，遂感疾，終至「病痁」（感染瘧疾）！李清照深知夫婿「性素急」，在受不了瘧疾發燒之症狀下，猜想夫婿一定會因高燒而「必服寒藥」，進而導致「疾可憂」。於是，在接獲臥病之書後，清照立即兼程北上，當到達建康（南京）時，發現趙氏果然「大服茈胡、黃芩藥，瘧且痢，病危在膏肓」！八月十八日，遂一命嗚呼，黯然銷魂！
趙氏病痁時，因發燒而大量服用「茈胡」、「黃芩」二味，殊不知此二味雖有清熱、解暑之效，但實不宜過量服用，尤其當趙氏冒大暑得病，再因長途跋涉進而病痁之後，氣血顯然已虛，用藥更不可不慎。無奈趙氏竟「大服」茈胡、黃芩二味，遂導致瘧、痢兩發，終至殞身不起！語謂：「藥不對病，以致傷生」，於趙氏者實為明證。
無獨有偶，東坡先生長年放逐海南，於元符三年遇赦北歸時，依命先徙廉，再徒永，最後方允許自由居住。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舟次江蘇儀真時，東坡因病暑而暴下（顯患急性腸胃炎），卻依然與米芾等一時之士暢飲大啖，未善加節制，再加之自我診斷用藥不慎，竟爾溘逝於常州，哲人其萎，雲海蒼茫，實令人遺憾至極！
依據宋邵博《邵氏聞見後錄》引李敒之言：「東坡自海外歸毘陵，病暑，著一小冠，披半臂，坐船上，夾運河案，千萬人隨觀之」，可知此時東坡因酷暑，而於舟內寬衣解帶，僅著一露肩背心而已！然暑熱如此，實不知東坡何以僅移舟清涼之處，而不權且上岸小住！以致為熱氣所蒸，為暑毒所趁，抑或東坡自以為有浩然正氣，可以當蒸漚歷瀾、暴晴乍熱之穢氣乎？
南宋費袞《梁谿漫志》有云：「東坡至儀真得暑疾，止於毘陵顧塘橋孫氏之館。氣寢上逆，不能臥」！蘇轍《東坡先生墓誌銘》則謂：「元符三年，大赦北還。初徙廉再徒永，將居許，…病暑暴下，中止於常」，蘇軾《復章援書》則自言：「軾自儀真得暑毒，困臥如昏醉中」，又其《與錢濟明書》則具言病狀如下：「某一夜發熱，不可言，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，待曉乃止，困憊之甚。細察疾狀，專是熱毒，根源不淺，當專用清涼藥，以令用人參、茯苓、麥門冬三味煮濃汁，渴即少啜之，於藥皆罷也。」由是知，東坡之病暑暴下，極可能係夏季高溫，飲用不潔之食物或飲水所致，既然腸胃有急性發炎症狀（暴下），理當擅自珍攝，而不宜與米芾等人持續暢飲啖食梁肉。無奈，東坡嗜酒、好客，在始終沒有適當的休息，以及正確的醫藥調理下，腸胃發炎變成諸症併發，終而棄世而去。
案東坡之症，顯係於五、六月盛暑之際，長時奔波致使體力下滑，又因久處船艙蒸漚歷瀾，燥熱難當，是以「病暑」！再因飲水或食物不潔，乃至腸胃發炎數度「暴下」（下痢），雖調飲黃耆粥以自解其熱，然實已暗埋日後病情加劇之因。蓋「虛不受補」，黃耆對於已然感染發炎、急性腸胃炎拉肚子者皆不宜也。嗣後，復與米芾等名士飲酒歡燦大快哆貽，以是加劇其腸胃之症！待得氣寢上逆，終致坐臥兩難，已然病在膏肓。隋巢元方《諸病源候論》卷二十九論「齒間血出候」斷定如下：「頭面有風，而陽明脈虛，風挾熱乘虛入齒齦，搏於血，故血出也」。據此，東坡之熱病，當時於體內四處竄溢，進而致使「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」，溫補枉然，東坡此疾，幾已無藥。然東坡自負其醫藥常理「專用清涼藥，已令用人參、茯苓、麥門冬三位煮濃汁，渴即少啜之，餘藥皆罷也」。如是，既然餘藥皆罷，東坡之命亦懸在旦夕矣。
蓋人參有補元氣、安定心神、改善消化系統之功效，但對腹脹脾虛，有發炎症狀者實有禁忌；而茯苓可治水腫、失眠、頭暈目眩等症，然絕不宜多用；至於麥門冬一味，雖清熱解暑，清心安眠，然脾虛胃寒食量少，拉肚子者最好忌用！然東坡三味共用，餘藥皆罷下，雖試圖以清涼藥解熱，然實乃以清涼藥自誤也。清人陸以湉在《冷廬醫話‧慎藥篇》中評論道：「士大夫不知醫，遇疾每為俗工所誤，又有喜談醫事，研究不精，孟浪服藥以自誤。如蘇文忠公事，可惋嘆焉。…病暑飲冷暴下，不宜服黃，迨誤服之。胸脹熱壅，牙血泛溢，又不宜服人參、麥門冬。噫！此豈非為補藥所誤耶？」同篇，又引林昌彝《射鷹詩話》：「公當暴下之時，乃陽氣為陰所抑，宜大順散主之，否則或清暑益氣湯、或五苓散、或冷香引子、及二陳湯、或治中皆可選用，既服黃耆粥，邪已內陷，胸作脹以為瘴氣大作，誤之甚矣！瘴毒亦非黃耆粥所可解，後乃牙齦出血，係前失調達之劑，暑邪內幹胃腑，宜甘露飲、犀角地黃主之，乃又服麥冬飲子及人參、茯苓、麥門冬三物，藥不對病，以致傷生，竊為公惜之。」如是，「士大夫不知醫，孟浪服藥」，確實是東坡致死之因。
熙寧七年，東坡於常州悼錢公輔之《哀詞》寫道：「大江之南兮，震澤之北。吾行四方而無歸兮，逝將此焉止息。」果然，一語成讖，東坡最後病歿於常州「毘陵顧塘橋孫氏之館」（見《梁谿漫志》），然宋袁文《甕牖閒評》則說：「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遇赦北歸，七月到常州，而竟殂於錢公輔家，此亦異事也歟？」實則不然，蓋錢濟明乃錢公輔之子，東坡臥病常州時，有賴錢濟明之助，方尋得顧塘橋孫氏之館為居住之所，並非卒於錢公輔家，此或袁文一時筆快之誤。
蘇東坡與趙明誠二人，皆自南而北，因長途奔波而病暑，又因誤服清涼解熱藥物人蔘、茯苓、麥門冬、柴胡、黃苓等，而於兩個月之期喪身而亡！何文人之不解醫典也？東坡本有「儒醫」之稱，也曾以其竄逐南荒之經驗，抓藥活人，終了竟不能自醫，斯人斯疾，是天喪斯文也已。蘇轍《東坡先生墓誌銘》言曰：「其於人，見善稱之如恐不及，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，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後，用此數困於世，然終不以為恨」，蘇轍當時同放嶺南，受蘇軾之書而以弟銘兄，其言實慟！
東坡已然大江東去矣，而我輩縱有一肚不合時宜，又何能望其項背？至於「數困於世，不以為恨」則又何其難哉！何其難哉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