趙冬梅老師在《大宋之變》一書中的結尾寫到：「最後，我想感謝生活本身，它給我的一切好的、不太好的，都增加我對生命的理解。我的導師祝總斌先生今年九十歲，我去看他，他說：「我這一輩子，沒有別的，就是想的開！」歷史學的人，多經歷一點，是好事，只要「想的開」，「能過去」。」這幾句話，在我心中縈繞三年而未去，想來是與自己的感受是相符的。
這本書，我前後花了六個月方才讀畢，只因每當讀上幾頁，便因慨嘆而掩卷！書中的人物，多是想替國家努力做點事，但最後的結果卻如夢一場，或新或舊，黨同伐異幾番輪替下，從神宗到哲宗，一路延續到徽宗的元祐黨人碑，終為史家所言：「宋之亂，自神宗始！」刻下明顯的註解，而「分歧難泯」四字，或是北宋末年的最佳寫照。試問：一心改革國政以圖富強的神宗，豈願如此？而那些在新舊黨爭中，或起或伏的諸多大臣們，又豈知自己的做為，都為斷送國家的命脈添了材、加了火？他們，又豈知如此？
趙老師將王安石與司馬光兩人因政治分歧所導致的政爭，以她的筆法寫的令人難過不已！新舊相爭，「誰」對？我心裡有自己的答案，可是在所謂的「對」中，有多少另一方的人卻因「不對」而受害，所謂的不對，是政治正確的不對，還是經濟政策的不對？更或是想法不同遂予以傾軋的不對？王安石的新法實施了近二十年，卻被在洛陽修書近二十年的司馬光給盡數廢棄，一個是獨斷專行的「拗相公」，另一個則是個性耿直的「司馬牛」，這一切的一切都令人唏噓不已，牽涉到的賢臣明相也罷，因對立而被描繪成的奸佞小人也好，有多少無辜，又有多少遺憾？這其中，即有受貶黃州，而吟唱大江東去的蘇軾，但細審《烏台詩案》的供詞，東坡先生又何嘗無過？
在書中，我反覆觀看的一段，是歐陽修於熙寧三年離京出知亳州時，趙老師所描寫的話語：「他已經六十四歲，去日無多，來日更短，經不起這樣無休無止的污衊折騰。他必須離開，哪怕是為了多活幾年。…這一次離京，歐陽修應當是清楚地知道，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，他與朝廷政治的緣分已盡。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改任，而是政治生命的終結。」起起伏伏的宦海，河東河西的變換，一聯串的污衊折騰下，人總要做出最後的取捨！然而到了亳州，他的心裡：「惟有早退，以全晚節，豈可更俟驅逐乎？」於是，歐陽永叔六次上書請求致仕，一年多後獲准，然而在穎州休致僅僅一年，青山綠水便不再相伴。他在官場上走過的起伏歲月，也都還給了綠水青山。
神宗的意志高過一切，因此王安石的變法，依舊可在千萬人吾往矣的爭執中持續前行，變法更在圖強的期待中，以「天變不足畏、祖宗不足法、人言不足恤」的勇氣，大力的推動著，也在創建與毀壞間循環著！那時的宋朝，早已有一套可以依循的「文官系統」，靠著這套系統，宋朝本可以如同不上朝的萬曆一般「還是照常不絕地運轉，一直到停止的那一天」，然而不間斷的改絃更張，依循的規範今是昨非，加上起起廢廢的規章，在困惑的制度中，宋朝也漸漸的喪失了元氣。
不獨政事如此，企業經營又何嘗不然？所有企業都有機會因經營穩定，而逐漸走到動能不足的「老化」狀態，甚至導致日後有心改變，但卻變革困難的境地。企業在穩定中走向僵化，更在維持中醞釀崩潰的案例並不少見，然而已經可以預知的事，企業又何以無法、或說無能改變？任何企業都需面對內外在環境的試煉，如欲改懸更張但卻動能不足，便往往墮入失敗。企業動能不足，或為「識之不足」、或是「智之不足」、抑或「意之不足」，也可能是「力之不足」，但凡企業不具備足夠的識見、欠缺必要的智力、缺乏改變的意願、或是鮮少必要的資源能力，改革便是件高風險的事，更何況，還可能有看不清環境變化與大方向的領導人。
回想自己在企業服務多年迄今，無論身處哪一個職位，都試著替企業盡力做出調適與改變。於是，開罪於人的事，不用多想也知道必有發生，是以自然也需承擔回饋的負面效應，甚至陷自己於狼狽窘迫之境，然而即便如此，只要無愧良心，那便沒有該不該的問題，更無須在意閒言斐語。回頭看，確實一路荊棘，回頭細看，哪裡不崎嶇難行？但走過的必留下痕跡，對於自己的痕跡，也就留給自己，也給所有仍在改革路上的人。
「想的開」、「能過去」很重要，因為只要往前，便有不停到來的逆境，人生本沒有所謂的一帆風順，所有的成就與快樂，都在克服自己的困難中得到！先前，將這本書的簡體版，送給了老同事趙岷江博士一同參看，期許在人生的路上，無論環境怎麼變，無非努力往前而已，也只能如此而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