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個人都有個性，也都有情緒，個性是一致的，而情緒則是一時的，但如果情緒呈現出常態的一致性，那情緒便不是情緒而是個性！
北宋的蘇軾，大家都說他生性樂觀、豁達，連他自己都說：「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，眼前見天下無一不好人」（見高文虎《蓼花洲閑錄》），但也正是他這種交不擇友的結果，不幸誤交損友章惇，乃有先貶惠州後貶儋州的際遇，最終差點害了性命。蘇軾樂觀的個性應該是不會錯了，在他的詩詞歌賦中已然顯露無遺，但他偶一所顯現出來的情緒，也值得稍稍提提。尤其，情緒透過不斷的曲折與磨練，一旦深入所思所想，個性也就不一樣了。
蘇軾年輕時，曾出仕陝西鳳翔府判官，遇到上司陳希亮（公弼），陳希亮對享有大名的蘇軾完全不假辭色，在蘇軾寫的公文上塗塗改改，並要求重寫重送，而蘇軾一日缺席正式宴會，陳希亮也不客氣的對蘇軾處以罰鍰（罰銅）！日後蘇軾遂在替陳希亮所寫的《凌虛台記》中，報復性的使用了諷刺性的詞句。但陳希亮肚大能容，一字不改刻石記之，並對旁人說：「吾視蘇明允猶子也，某猶孫子也，平日故不以辭色假之者，以其年少暴得大名，懼夫滿而不勝也，乃不吾樂邪？」，這段見於邵博《聞見後録》的記載，說明了陳公弼提攜蘇軾，用的是刻意的打磨之法！但年少輕狂的蘇軾並不知道，才會在《凌虛台記》中顯現出他用詞的情緒。而後，隨蘇軾有了更多人生經歷，有所體悟後，乃在《陳公弼傳》中寫出他的慚愧：「軾官鳳翔，實從公二年。方是時年少氣盛，愚不更事，屢與公爭議，至形於言色，已而悔之」。經歷了人生磨練，走過了坎坷起伏，情緒少了，稜角頓了，體悟多了，後悔也多了，因此個性也就漸次圓融了。
宋哲宗將蘇軾先後貶至惠州及儋州，待徽宗即位，蘇軾方遇赦北返，於金山寺中見到李公麟替自己年輕時畫的畫像，有感之下吟出六言詩一首：「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繫之舟，問汝平生功業，黃州惠州儋州」，此詩是東坡一生際遇的總結，而於三處謫所寫就的文章，遂成了他一生的功業！儋州，即是海南島之儋耳，在宋人朱弁所著《曲洧舊聞》中，載有一則東坡見螞蟻脫難於水的體會：「吾始至南海，環視天水無際，淒然傷之，曰：『何時得出此島耶？』已而思之，天地在積水中，九州在大瀛海中，中國在少海中，有生孰不在島者？覆盆水於地，芥浮於水，蟻附於芥，茫然不知所濟。少焉，水涸。蟻即徑去，見其類出涕曰：『幾不復與子相見。』豈知俯仰之間，有方軌八達之路乎！念此可以一笑。」東坡竟然用螞蟻比喻自己的處境，並相信定然有離開儋耳的八達之路，一切都是機緣而已。再怎磨豁達，這一段文字顯然是東坡初至儋耳時的情緒之言，那是藏不住的！何況他的個性是如蠅在食、如鯁在喉，不吐不快的「一肚子不合時宜」。
《曲洧舊聞》內另有記載如下：「東坡在儋耳，謂子過曰：『吾嘗告汝，我決不為海外人，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。』乃滌硯索紙筆，焚香曰：『果如吾言，寫吾平生所作八賦，當不脫誤一字。』既寫畢，讀之大喜，曰：『吾歸無疑矣。』…八賦墨跡始在梁師成家，或云入禁中矣。」可見豁達的東坡心內仍想北返，並以不錯一字當成上蒼肯允北還的承諾，這是東坡想要離開儋耳的情緒之言，情緒之做，若果不能如言，也只能無奈的繼續被豁達下去！可知東坡個性之所以豁達，其實是透過多次的磨難修練後，不得不爾的結果。《蘇東坡全集》中載有賦十七篇，因此東坡自述之八賦是哪八賦，已然不可確知矣，但前後赤壁二賦，則想當然耳在其內！如今故宮博物院所藏之《赤壁賦》真跡，係蘇軾特別書予「欽之」之作，賦尾幾句：「欽之有使至，求近文，遂親書以寄。多難畏事，欽之愛我，必深藏之不出也。又有後赤壁賦，筆倦未能寫當，俟後信。軾白。」這位「欽之」即是「傅堯俞」（字欽之），傅跟蘇軾一般，都是蔡京「元祐黨人」中之一員，蔡以黨爭之故而竟公然立碑羞辱，可悲、可嘆，實亦可惡、可恨！ 蘇軾當時因文字而遭難，方請欽之將此賦「深藏不出」，否則不知哪句又會引來其他聯想，憂讒畏譏如此，苦衷實亦難言。
蘇軾在宋神宗熙寧八年寫下《超然台記》，開首有這麼一句：「哺糟啜醨皆可以醉，果蔬草木皆可以飽，推此類也，吾安往而不樂？」那時導致蘇軾貶官黃州的「烏台詩案」尚未發生，而「吾安往而不樂」一句，似乎已替東坡不斷遷貶的未來，先行定下了註解。詩案發生後，他的好友王鞏（字定國）連帶受累，並於元豐二年貶官賓州（廣西賓陽）。王鞏於元豐六年北歸，相聚時東坡以「廣南風土，應是不好？」相問，王之歌女柔奴卻回答：「此心安處，便是吾鄉」！東坡大有所感，於是寫下《定風波》一詞，結尾有：「此心安處是吾鄉」名言一句，爾後東坡貶於惠州，再謫儋州，心中縱有不安，也只能在食無法求飽，居無法求安的狀況下，企求心之所安罷了。
東坡先生有百樣風貌，風情萬種的呈現於詩詞歌賦之內。對於自己的個性，他這樣說：「臣早緣剛拙，屢致憂虞。用於朝廷，則逆耳之奏形於言；施於郡縣，則疾惡之心見於政。雖知難每以為戒，而臨事不能自回。」（《杭州謝放罪第一表》）「臣志大而才短，論迂而性剛。以自用不回之心，處眾人必爭之地，不早退縮，安能保全。」（《謝兼侍讀第二表》），蘇軾自認的個性，若簡單的說，也就是陶淵明在《與子巖等疏中》所謂的「性剛才拙，與世多忤」！在人生貶謫流放的歲月中，想望《歸去來兮》中一派輕鬆的陶淵明，終而寫出一百零九首的和陶詩，蘇軾的「個性」改變，其實一路是以忐忑起伏的貶官生涯換來的。
是非對錯在九百餘年後的今天都已沈入歷史，偶爾勾沈出李定、舒亶、章惇、蔡京等人的名字，也難以在今天的時空環境下予以貿然論斷，但我總是想起杜甫的詩：「爾曹身與名俱滅，不廢江河萬古流」，想起楊慎的詞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談中」，看來自己的命運，在既定的性格與情緒中，必然需隨環境而起起伏伏…，沈浮中，折難裡，一切，心安就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