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華民國駐大阪辦事處長蘇啟誠，日前輕生「自縊」，家屬說：「遺書只有他們看過」，所述輕生理由則是：「不想受到羞辱」，遂「以死明志」。之後，北檢署范孟珊檢察官以一年之力，查出楊蕙如豢養網軍散佈消息，故其本人及蔡福明同被起訴！再而後，楊蕙如之易始公司復被查出其多筆經費竟來自各級政府部門…，整個情節，顯然多有牽連且內情複雜！
蘇啟誠自縊而亡後，家屬《聲明稿》說：「部分政治人物、媒體有不當批評恣意誤導模糊事實真相」，所謂「不當」、「恣意」、「羞辱」，家屬用字用的很模糊！而對簡任十一級以上之公職人員以死明志，其上級單位也還說不清那個「志」到底是什麼，而「不想受到屈辱」一句中，「預計」要受到的什麼屈辱，也沒有多加說明！家屬什麼也沒說，但其實什麼也都說了。
時序拉回清朝道光初年，浙江德清縣的徐倪氏，因與小叔徐蔡氏之夫徐敦誠有染，遂夥同丫鬟秋香，藉機一同勒斃了得知姦情的徐蔡氏。案發後，徐倪氏打通上下關節大行賄賂，各級衙門遂將徐蔡氏之死以「自縊」結案。惟新上任的浙江按察使王惟詢，經細部查訪後發現徐蔡氏之死實乃「勒斃」遂欲予以平反，然浙江上下相關官員皆持反對意見且刻意予以阻撓，王惟詢遂將自己心境寫給在福建任糧道的兄長王惟誠後，在「孑然孤立」且「盛憂心傷」之下，這位清朝三品大員竟然「情急心迷」（道光帝語）尋短而「自縊」而亡！
道光聽聞按察使自縊後為之大恚，於是立即調離原浙江巡撫黃鳴傑，並調用前山東巡撫、倉場侍郎程含章為浙江巡撫，以及河南糧鹽道祁𡎴為浙江按察使共同審案，經程、祁之努力，終於確認徐倪氏勒斃徐蔡氏之罪！未料，徐倪氏本應重枷在身，又何以能於獄中以頭巾「自縊」身亡！道光帝除下旨嚴叱程、祁，並發現浙江官場關係複雜定有勾聯，於是再改派軍機大臣王鼎（時為鄉試主考）為欽差大臣，與祁𡎴一同審案。王鼎在祁𡎴的細心查訪協助下，將案情審明上報道光，然涉案在獄之歸安知縣馬伯樂的家人李明，竟然也在獄中以褲帶「自縊」而亡！一案三自縊，可見有人暗中欲意設定「斷點」，內情洶洶，絕不可謂之單純！
道光帝做出裁處，將大小涉案官員如知縣、同知、知府、典史、巡檢等分別處以革職、流放、充軍，以及杖刑、徙刑不等。德清徐倪氏一案，計有三位相關人自縊身死，而其中關係之複雜，牽連糾葛之多，若非祁𡎴不計毀譽細膩且用心抽絲剝繭，水落也未必石出，是以《清史稿》中說：「（𡎴）遷浙江按察使，覆檢德清徐倪氏獄，得官吏受賄蒙蔽狀，尚書王鼎覆訊，如𡎴議。」可見祁𡎴對破案確有貢獻。至於原浙江巡撫黃鳴傑，革職後帶著兵部侍郎之坐銜（虛銜），黯然離開官場，後於道光二十一年病歿。
徐倪氏一案，先後有巡撫黃鳴傑、程含章之定奪，以及按察使王惟詢、祁𡎴之審理，最後則由軍機大臣王鼎，及按察使祁𡎴奏報道光裁處而予結案！所審理之人，不惟犯案之平頭百姓，其中也包括功名在身之浙江大小官員！王惟詢自裁後，據梁紹壬所著《兩般秋雨盦隨筆》「王廉訪挽聯」一節所述，德清人氏蔡生甫學士，以為王死的相當不值，遂為之作輓如下：「剛毅木訥近仁，生原無忝；聰明正直而一，沒則為神。」三品大員之死，靈堂內有學士蔡生甫為之做輓，所遺之案則有王鼎、祁𡎴為之洗冤，再透過道光帝對浙江官員的嚴厲懲處，徐倪氏一案總算公道還於天下，其死冤也不冤！
接替程含章辦案的王鼎，陝西蒲城人，後因鴉片戰爭兵敗反對割讓香港，自己最後也走上屍諫「自縊」一途，但王鼎死後不到三個月，1842 年中英依舊簽訂了《南京條約》，並將香港割讓英國，直到 1997 年，香港方才回歸。至於祁𡎴，山西高平縣孝義里人，曾祖祁斯滄，祖父祁杲官工部員外郎，父親祁汝焋則官至中書省中書。祁𡎴乃嘉慶元年三甲進士，道光十八年時，宣宗以「𡎴習練法律」為由，將祁𡎴召為刑部尚書，之後又任命為兩廣總督，與英國首任香港總督「濮鼎查」(Sir Henry Pottinger) 折衝尊俎，並修築虎門新式砲台及新開屯田一百六十餘畝，以與英人持續周旋，最大程度保留了清朝的顏面，但未幾即於道光二十四年卒於任所。祁𡎴乃余之鄉先賢，家中所藏同治五年《高平縣志》一書，其內有祁𡎴及其兄祁墡之傳（見圖），祁𡎴有五子，分別為之釪、之銓、之鐔、之鏐、之鑅！祁氏一家以金木水火土為命名之據，也算家傳有道，而今哲人已遠，惟古道照顏色而已！
蘇啟誠不受屈辱自縊所衍生之「楊蕙如案」，有范孟珊檢察官為之洗冤，而清代徐蔡氏勒斃一案，則有祁𡎴為之大白，今日之檢察官與往昔之按察使，皆有其上級指導，辦案者明察秋毫釐清案情後，採與不採則有賴上級之權衡與定奪！不願受誤導之屈辱而自縊者，理應回覆其應有之名譽，不想受官場習俗沾染而自縊者，自應明其如史魚之骨鯁氣節；不想受國族之恥辱而自縊者，也應將遺折明白示人以全其忠！
道光三十年三月二日，年僅十九的咸豐帝剛剛即位，年在不惑的曾國藩上「應詔陳言疏」，或許有感於國運中衰，是以其內多有警醒之語： 「以臣觀之，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，曰退縮、曰瑣屑；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，曰敷衍，曰顢頇。退縮者同官互推，不肯任怨，動輒請旨，不肯任咎是也；瑣屑者，利析錙銖，不顧大體，察及秋毫，不見輿薪是也；敷衍者，裝頭蓋面，但計目前，剜肉補瘡，不問明日是也；顢頇者，外面完全，而中已潰爛，章奏粉飾，而語無歸宿是也。有此四者，習習相沿，但求苟安無過，不求振作有為，將來一有艱鉅，國家必有乏才之患。」且看今日時局中之官員，或退縮、或瑣屑、或敷衍、或顢頇，而國家之處境於今已然艱難如此，將來又何能應付詭譎如新之世局？且願我輩中能多一個范孟珊，多一個祁𡎴，多一個王鼎，努力且較真，用心且不苟，則國家之未來，甚幸，國人之未來，幸甚！
且讓法律的歸法律，政治的歸政治，起訴不代表有罪，也不代表無罪，一切在於依法之權衡定奪！清代如此，民國亦如此，至於政治，此乃眾人之事，有賴眾人決定！
蘇啟誠自縊而亡後，家屬《聲明稿》說：「部分政治人物、媒體有不當批評恣意誤導模糊事實真相」，所謂「不當」、「恣意」、「羞辱」，家屬用字用的很模糊！而對簡任十一級以上之公職人員以死明志，其上級單位也還說不清那個「志」到底是什麼，而「不想受到屈辱」一句中，「預計」要受到的什麼屈辱，也沒有多加說明！家屬什麼也沒說，但其實什麼也都說了。
時序拉回清朝道光初年，浙江德清縣的徐倪氏，因與小叔徐蔡氏之夫徐敦誠有染，遂夥同丫鬟秋香，藉機一同勒斃了得知姦情的徐蔡氏。案發後，徐倪氏打通上下關節大行賄賂，各級衙門遂將徐蔡氏之死以「自縊」結案。惟新上任的浙江按察使王惟詢，經細部查訪後發現徐蔡氏之死實乃「勒斃」遂欲予以平反，然浙江上下相關官員皆持反對意見且刻意予以阻撓，王惟詢遂將自己心境寫給在福建任糧道的兄長王惟誠後，在「孑然孤立」且「盛憂心傷」之下，這位清朝三品大員竟然「情急心迷」（道光帝語）尋短而「自縊」而亡！
道光聽聞按察使自縊後為之大恚，於是立即調離原浙江巡撫黃鳴傑，並調用前山東巡撫、倉場侍郎程含章為浙江巡撫，以及河南糧鹽道祁𡎴為浙江按察使共同審案，經程、祁之努力，終於確認徐倪氏勒斃徐蔡氏之罪！未料，徐倪氏本應重枷在身，又何以能於獄中以頭巾「自縊」身亡！道光帝除下旨嚴叱程、祁，並發現浙江官場關係複雜定有勾聯，於是再改派軍機大臣王鼎（時為鄉試主考）為欽差大臣，與祁𡎴一同審案。王鼎在祁𡎴的細心查訪協助下，將案情審明上報道光，然涉案在獄之歸安知縣馬伯樂的家人李明，竟然也在獄中以褲帶「自縊」而亡！一案三自縊，可見有人暗中欲意設定「斷點」，內情洶洶，絕不可謂之單純！
道光帝做出裁處，將大小涉案官員如知縣、同知、知府、典史、巡檢等分別處以革職、流放、充軍，以及杖刑、徙刑不等。德清徐倪氏一案，計有三位相關人自縊身死，而其中關係之複雜，牽連糾葛之多，若非祁𡎴不計毀譽細膩且用心抽絲剝繭，水落也未必石出，是以《清史稿》中說：「（𡎴）遷浙江按察使，覆檢德清徐倪氏獄，得官吏受賄蒙蔽狀，尚書王鼎覆訊，如𡎴議。」可見祁𡎴對破案確有貢獻。至於原浙江巡撫黃鳴傑，革職後帶著兵部侍郎之坐銜（虛銜），黯然離開官場，後於道光二十一年病歿。
徐倪氏一案，先後有巡撫黃鳴傑、程含章之定奪，以及按察使王惟詢、祁𡎴之審理，最後則由軍機大臣王鼎，及按察使祁𡎴奏報道光裁處而予結案！所審理之人，不惟犯案之平頭百姓，其中也包括功名在身之浙江大小官員！王惟詢自裁後，據梁紹壬所著《兩般秋雨盦隨筆》「王廉訪挽聯」一節所述，德清人氏蔡生甫學士，以為王死的相當不值，遂為之作輓如下：「剛毅木訥近仁，生原無忝；聰明正直而一，沒則為神。」三品大員之死，靈堂內有學士蔡生甫為之做輓，所遺之案則有王鼎、祁𡎴為之洗冤，再透過道光帝對浙江官員的嚴厲懲處，徐倪氏一案總算公道還於天下，其死冤也不冤！
接替程含章辦案的王鼎，陝西蒲城人，後因鴉片戰爭兵敗反對割讓香港，自己最後也走上屍諫「自縊」一途，但王鼎死後不到三個月，1842 年中英依舊簽訂了《南京條約》，並將香港割讓英國，直到 1997 年，香港方才回歸。至於祁𡎴，山西高平縣孝義里人，曾祖祁斯滄，祖父祁杲官工部員外郎，父親祁汝焋則官至中書省中書。祁𡎴乃嘉慶元年三甲進士，道光十八年時，宣宗以「𡎴習練法律」為由，將祁𡎴召為刑部尚書，之後又任命為兩廣總督，與英國首任香港總督「濮鼎查」(Sir Henry Pottinger) 折衝尊俎，並修築虎門新式砲台及新開屯田一百六十餘畝，以與英人持續周旋，最大程度保留了清朝的顏面，但未幾即於道光二十四年卒於任所。祁𡎴乃余之鄉先賢，家中所藏同治五年《高平縣志》一書，其內有祁𡎴及其兄祁墡之傳（見圖），祁𡎴有五子，分別為之釪、之銓、之鐔、之鏐、之鑅！祁氏一家以金木水火土為命名之據，也算家傳有道，而今哲人已遠，惟古道照顏色而已！
蘇啟誠不受屈辱自縊所衍生之「楊蕙如案」，有范孟珊檢察官為之洗冤，而清代徐蔡氏勒斃一案，則有祁𡎴為之大白，今日之檢察官與往昔之按察使，皆有其上級指導，辦案者明察秋毫釐清案情後，採與不採則有賴上級之權衡與定奪！不願受誤導之屈辱而自縊者，理應回覆其應有之名譽，不想受官場習俗沾染而自縊者，自應明其如史魚之骨鯁氣節；不想受國族之恥辱而自縊者，也應將遺折明白示人以全其忠！
道光三十年三月二日，年僅十九的咸豐帝剛剛即位，年在不惑的曾國藩上「應詔陳言疏」，或許有感於國運中衰，是以其內多有警醒之語： 「以臣觀之，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，曰退縮、曰瑣屑；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，曰敷衍，曰顢頇。退縮者同官互推，不肯任怨，動輒請旨，不肯任咎是也；瑣屑者，利析錙銖，不顧大體，察及秋毫，不見輿薪是也；敷衍者，裝頭蓋面，但計目前，剜肉補瘡，不問明日是也；顢頇者，外面完全，而中已潰爛，章奏粉飾，而語無歸宿是也。有此四者，習習相沿，但求苟安無過，不求振作有為，將來一有艱鉅，國家必有乏才之患。」且看今日時局中之官員，或退縮、或瑣屑、或敷衍、或顢頇，而國家之處境於今已然艱難如此，將來又何能應付詭譎如新之世局？且願我輩中能多一個范孟珊，多一個祁𡎴，多一個王鼎，努力且較真，用心且不苟，則國家之未來，甚幸，國人之未來，幸甚！
且讓法律的歸法律，政治的歸政治，起訴不代表有罪，也不代表無罪，一切在於依法之權衡定奪！清代如此，民國亦如此，至於政治，此乃眾人之事，有賴眾人決定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