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馬光的《訓儉示康》一文中，有這麼一句名言：「由儉入奢易，由奢入儉難」，但這句話並非是司馬先生所說，而是引自張文節對親朋質疑過儉的回應。
張文節即是「張知白」，知白是他的本名，用晦是他的字，文節則是他物故後的「諡號」。《宋史》本傳中說：「知白在相位，慎名器，無毫髮私。常以盛滿為戒，雖顯貴，其清約如寒士。」這也就是司馬光所說：「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。」一個人不論官職大小，卻能始終如一的以清約自處，這是相當不簡單的事，他活在當下，可以但卻並沒有及時享樂！因為他想的不是當下，而是自己的以後，還有子孫輩養成習慣的以後！處於高位，他仍非常清楚：「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？身豈能常存？」畢竟，沒有人有一輩子的職務與待遇，也無不死之人。
無論居於什麼職務，都有去職卸任之一日，在公部門可以說「宦海浮沈」，而在私人企業則是「去留難測」，即或付出努力，但日後成敗依舊難言。清代不知名的小官吳毓蘭，不意竟在揚州瓦窯鋪，幸運的擒獲捻軍的主帥賴文光，從此平步青雲官位扶搖直上。《清史稿》這樣說：「李鶴章（李鴻章之弟）才績出眾，堪膺大用，後竟不出。吳毓蘭以擒獲巨憝顯名。功名之際，遭際固難測哉！」人的機緣固難測哉，是否真為命定？還是有注定一生的命，一時所走的運，以及那隨風而來的緣？
龔自珍於道光十九年倉皇的辭官離京，在《已亥雜詩》中寫到：「浩蕩離愁白日斜，吟鞭東指即天涯。落紅不是無情物，化做春泥更護花。」確實沒有一輩子的職務，龔自珍走的倉倉皇皇，急急忙忙，依他自己的說法：「余不攜眷屬僕從，雇兩車，以一車自載，一車載文集百卷出都」，為何要這麼倉皇？又何以需要一人出京？他沒有明說出來的，恐怕正是要他走的無情壓力！以詩書畫三絕聞名的鄭板橋，也很清楚人生無非都是如夢的過程，所以他說：「十年蓋破黃綢被，盡歷遍官滋味！」經歷過後，他已懂得職場並非靠自己便能掌握，所以隨時有準備離開的打算，於是他寫下：「立朝何必無纖過？要在聞而遽改之，千古怙終原寵戀，問君戀得幾多時？」該來的，會來，該去的，會去！在《道情》中他這樣說：「許多後輩高科中，門前僕從雄如虎，陌上旌旗去似龍，一朝勢落成春夢」，沒錯，波峰之後便是波谷，最終就是一場煙雲，帶不來，攜不走，袖底藏清風而已。
司馬光的文章說張文節曾在「河陽掌書記」，也就是在河陽當過「掌書記」這個官職。至於掌書記的實際工作職掌，我們必需回到《宋史∙職官志》去看看。《宋史》說掌書記是「幕職官」之一，並說明：「掌裨贊郡政，總理諸案文移，斟酌可否，以白于其長而罷行之。凡員數多寡，視郡小大及職務之煩簡。」可見掌書記是一個處理文件簽核程序的幕僚職，至於掌書記的收入，《宋史》中也明確記載，就是給「職田」三頃五十畝，用職田的地產收入以為養活之資。又，依據北宋的行政區域劃分方式，就層級高低及轄域大小而言，分別區分為路、府、州、軍、監等五級，「河陽」屬於州級單位，歸屬於「京西北路」，也就是今天河南的孟州一帶。可是依據張文節的後代張秀民所寫《宋張文節公（知白）年譜》一文，張文節二十九歲中進士後，是在「定武軍掌書記」，這也是《年譜》中唯一一次提到「掌書記」此一職銜。但「定武軍」屬於河北西路的「中山府」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中、南部深州、安平一帶。若以時代作為考量，張文節掌書記任官之所，應該仍以司馬光的「河陽」為主，而非張秀民《年譜》內的「定武軍」，畢竟司馬光與張知白是約莫同時代的宋代人物，司馬心儀之人，記錯居官所載的機會當會小些。
《宋史》本傳記載張知白身體一向羸弱，最後：「在中書忽感風眩，輿歸第。帝親問疾，不能語，薨。」從風眩而需以「輿」扛回家，張知白的病況應該已經嚴重到一個程度，才會有「帝親問疾」的需要，再從「不能語，薨」的說法，病徵看起像是因中風急症而亡的結果！在宋代能活到六十八歲，早已經過了致仕之年，但張知白卻能一路做到人生終了，卻也是另一種「遭際固難測哉」的顯現！
「由儉入奢易，由奢入儉難」、「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？身豈能常存？」不管人生際遇如何，宦海沈浮的結局又何如，透過謹慎清約的習慣，不貪活在當下的一時之樂，那生命若是久長，則「居位、去位、身存、身亡，常如一日」，那晚景又何至淒涼無所託？「儉，德之共也」，其言確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