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三國志》引《襄陽記》司馬徽的話說：「儒生俗士，豈識時務？識時務者，在乎俊傑！此間自有伏龍、鳳雛。」於是「識時務者為俊傑」成為通用的俗語，伏龍、鳳雛成為孔明、龐統的代稱。但，儒生俗士為何不識時務？彼等不識時務那，識得的又是什麼？
儒生，在漢初是文法兼習的，既通曉儒家典籍，也熟悉國家律令，這種傳統也一直沿襲到東漢末年，我們從西漢的董仲舒的春秋決獄，一路到東漢的馬融、鄭玄等「猶為律章句」，「黃昌…遂就經學。又曉習文法，仕郡為決曹」，「（陳）球少涉儒學，善律令」等記載觀之，儒生通經、通律、為師、為吏，絕不是都只會咬文嚼字而已！果如此，何以好好先生司馬徽會說「儒生俗士，豈識時務？」這裡面顯然有些誤會！
感覺上，司馬徽將只會死讀書的人視為「儒生俗士」，而在他的眼裡，孔明、龐統兩人就都不是死讀書，而是通曉「時務」之人。所謂時務，應該就是指當世之大事、時事而言，不識時務當然就是不理解當世大事的意思了。用這種標準而言，孔明雖然「躬耕於南陽」，卻能看見天下三分的先機，確實甚有遠見，至於龐統其人，魯肅說他「龐士元非百里才也」，加之三十六歲時即中流矢而亡，因此是否真有鳳雛之能，只能姑妄信之！但反過來，孔明與龐統也確實不是著書立說的儒者，但三國志明言「諸葛亮集」有二十四篇，十萬四千多字，但因對象皆為「眾人凡士，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。」至於龐統，便不曾有過什麼文字流傳了！
如果真只知道舞文弄墨，儒生確實對時務無益，想要為世所用，還是要識得時務，同時還要能通權達變，知道什麼是權宜之計的「一時之務」，什麼又是擘劃久遠的「長治之計」。到底何謂識時務？其實羅貫中的《三國演義》，在「諸葛亮舌戰群儒」一段中，早已將其意義透過孔明與眾人的對答說的明白。其中嚴畯問孔明「治何經典？」，孔明回答：「尋章摘句，世之腐儒也，何能興邦立事？…豈亦效書生區區於筆硯之間，數黑論黃，舞文弄墨而已乎？」對於程德樞「公好為大言，未必真有實學」的質疑，孔明則回答：「夫小人之儒，惟務雕蟲，專工翰墨，青春作賦，皓首窮經；筆下雖有千言，胸中實無一策！」說穿了，羅貫中筆下識時務之人，絕不是「坐議立談，無人可及；臨機應變，百無一能」的儒生或是俗士！此時，黃蓋從外來，並謂：「曹操大軍臨境，不思退敵之策，乃徒鬥口耶？」孔明於是說白了：「諸君不知世務，互相問難，不容不答耳！」對於不知世務者，真是徒費口舌！
原來，「時務」就是「世務」，知道如何取捨一時之務，知道如何經營一世之務，故而所謂識時務，不是逞筆墨，非為好議論，嘴巴會說什麼不重要，而是到底會做什麼！也就是面對問題時能有或長或短的具體答案！然而會說的人自來多，會做的人向來少，會說的人，雖仍有其位置，但終不是可以委以重任的伏龍與鳳雛，畢竟「筆下有千言，胸中無一策」，也只能是個不濟世務的儒生了。所謂「識」時務者，顯然要能出謀劃策，實實在在的解決問題才行，難怪，這種人會是司馬德操口中的俊傑，至於治何經典，有什麼大學問，就真不重要了。在《漢書‧循吏傳》中有這樣的說法：「孝武之世，…江都相董仲舒、內史公孫弘、兒寬，居官可紀。三人皆儒者，通於世務，明習文法，以經術潤飾吏事，天子器之」，可見「儒生」原來是文法兼習，還能用經術潤飾一般吏事，絕不是那麼窩囊的！
如今之環境，我們已看不到幾個明習文法下筆千言的儒生，卻有不少坐議立談逞口舌之利的俗士，識時務之俊傑而今安在哉？實在令人感嘆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