偶讀《白居易集》，卷六十六中有悔婚判詞《得乙女將嫁於丁，既納幣，而乙悔。丁訴之，乙云：未立婚書》一篇，雖不能確知此文作於何年何月，但大抵應作於進士及第後代選之時。白氏以文學知名，文章婦孺能解，而其《長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兩篇尤其膾炙人口，此篇判詞以四六文方式寫成，引經據典，寫的文無華贍頗值一讀，茲錄其文如下：
女也有行，義不可廢，父兮無信，訟由所生。雖必告而是遵，豈約言之可爽？乙將求佳偶，曾不良圖，入幣之儀，既從五兩，御輪之禮，未及三周，遂違在耳之言，欲阻齊眉之請。況卜鳳以求士，且靡咎言，何奠燕而從人，有乖素諾？婚書未立，徒引以為辭，聘財已交，亦悔而無及。請從玉潤之訴，無過桃夭之時。
簡言之，白居易判定婚約成立，丁男可依原訂婚期迎娶乙女，而不以雙方「未立婚書」為由予以否准。雖如此，白氏所判，是否合於唐律？而唐律又是否訂有「未立婚書」即構成婚約不成立之要件？基此，雙方的爭點顯然即是婚姻是否需要有要式行為的婚書方為成立！
我們檢閱《唐律疏議》，於第四篇《戶婚》中，有《許嫁女輒悔》一律，其內容為：「諸許嫁女，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而輒悔者，仗六十。」顯然婚書之有無，確實是雙方婚約成立的形式要件之一，而且此條係針對女方而設，悔婚者要仗責六十下的，其受刑者應該也就是女方的父親！同條第二款又說：「雖無許婚之書，但受聘財亦是。」說白一點，只要是女方確實接受了男方的聘禮，即或雙方尚未互易婚書，婚姻之承諾還是必須履行的！因此，白居易以「婚書未立，徒引以為辭，聘財已交，亦悔而無及」作為婚姻成立之依據，確實是有其道理的，而他所據以判定的理由也很簡單，亦即「入幣之儀，既從五兩」、「奠燕而從人」、「聘財已交」等接受聘禮之事實，故而最後判定男方勝訴：「請從玉潤之訴，無過桃夭之時」，讓男方可依既定之嫁娶之期履行婚約。
白居易於貞元十六年進士及第，曾授盩庢縣（今陝西省周至縣）尉，也曾經擔任刑部侍郎，最後並以刑部尚書致仕，因此對於唐律絕對有相當深度的理解。此外，依據陳登武教授的考證，白氏於貞元十八年參加「書判拔萃科」考試亦於隔年登科，甚至在待選之前即創作《百道判》以為舉子臨摹之用（見陳登武《再論白居易「百道判」－以法律推理為中心》一文），故而白氏能輕鬆駕馭唐律，並以之判准此案中婚約之成立。
我們不知何以「乙悔」，是因為丁有「老、幼、疾、殘、養、庶」之故？還是另有其他原因？但推斷判詞中「女也有行，義不可廢」八字，顯然白氏是直接或間接的確定了乙女意欲嫁予丁的事實，才會用「有行」、「義不可廢」予以形容。當然，我們不知道乙女與丁男之婚後情形如何，也總希望家庭和樂美滿，而不至遭遇袁素文「一念之貞，遇人仳離」的無奈結果，要真不幸，白氏的判決，雖合於法理，卻平白造就了怨偶一對。
《許嫁女輒悔》第三款說：「或更許他人者，仗一百，已成者，徙一年半。後娶者知情，減一等。女追歸前夫，前夫不娶，還聘財，後夫婚如法。」依照條文所述，後娶者事前知或不知，也會對女方之罰責構成相當影響，善意第三人若「知」則罪減一等，「不知」則流放一年半！宋代因襲唐律，《宋刑統》卷十三有《婚嫁妄冒》一條，首款內容即照錄唐律《許嫁女輒悔》第一款，由此看來，悔婚罪之罪責，在唐宋兩代不能說不重了！
而今之婚約，需由男女雙方自行訂定，且不能由他人代理，同時在尊重雙方當事人之主觀意願及自由意思下，更不能強迫要求履行，僅能於當事人悔婚後，由無過失之另一方，向有過失之一方請求退還基於婚約所致贈之各項贈與物，並請求相當金額之賠償，因此也僅發生民事之賠償責任，卻絕不會擔負如「仗」、「徙」等刑事之責任，古今「悔婚」之差異，針對處罰的對象以及內容，已然天差地別矣！
婚姻之維繫當然需以感情為基礎，而婚約之履行，也應以感情之存在與否為基準，如果婚約訂定後感情因故生變，如因「義不可廢」而依唐律判定婚約持續成立的結果，恐怕反而會造成更不愉快的後果，至於「女也有行」，不管女方德行如何，這跟婚約應否繼續成立應該是沒有關係的吧，倘若一方有意而一方已無意，強為婚姻，那將來的婚姻怎能有效維持？清官難斷家務事，好在白居易斷的是婚姻關係發生前的問題，否則，「閨房之私有甚於畫眉者」，家裡的點點滴滴，吵吵鬧鬧，又該準據哪一條以為斷呢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