坦白說，我們無法透知躺在床上的少年陸象山，當年年紀何許，出神仰視碁局兩天後，悟出的「河圖之數」又到底是什麼！但我們知道，圍棋盤縱橫一十九路，與南宋理學大師朱熹置於《周易本義》卷首的河圖圖案，都是「四方形」，圍棋有黑子、白子以示尊卑，河圖亦有黑點、白點以表陰陽，圍棋圍子圈地以定勝負，河圖交黑錯白卜成凶吉。至於象山先生如何藉此了悟棋道，我們只能敬佩但也不可能一窺堂奧了。孔子未滿五十時曾謙虛的說：「假我數年，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矣」，待年過七十則總結的說：「五十而知天命」，及其年老，據《史記．孔子世家》：「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彖、系、象、說卦、文言。讀《易》，韋編三絕。曰：『假我數年，若是，我於《易》則彬彬矣。』」讀《易》能讀到居則在席，行則在橐，終至韋編三絕，能有這樣的興趣與毅力，看來我輩，如不能如孔子、陸象山、朱晦庵三位通曉《易經》，想要「知天命」確實是很難的了。
朱熹比陸九淵大上九歲，南宋淳熙二年（1175年），朱熹年已四十六，而陸則年在三十七，兩人應三十九歲的呂祖謙之邀，在江西上饒鉛山縣鵝湖山上各抒己見，以期調和「理學」與「心學」之差異，舌戰三日，兩派雖不分軒輊，但顯然雙方也都不甚滿意，朱熹尤其不悅。據白壽彝《周易本義考》所述：「《周易本義》底初稿，大概在淳熙二年朱熹四十六歲時開啟起草」，再據廖名春之考證，《周易本義》於淳熙十五年（1188年）當已草成，但直至慶元四年朱熹（1198年）「近覺衰耄，不能復有所進」才最後封筆。另據馮時《中國天文學考古》一書所述，也是在《周易本義》出版之後，河圖、洛書方才正式定型。如此，朱熹撰寫《周易本義》應當與鵝湖論戰有關，事實上，論戰之後，他寫給呂祖謙的信上說：「吾痛不得自鵝湖，遂入懷玉，深山靜坐數月」，所謂「不得自」、「靜坐數月」，顯然與朱熹重新思考如何處理陸九淵兄弟於鵝湖所提的問題有關！而《周易本義》一書於辯後開始起草，應當也歸納了朱熹在鵝湖之辯後對陸氏兄弟的回應與解答，或許，以河圖、洛書啟首解易的《周易本義》一書，就是對陸九齡、陸九淵兄弟質問朱熹學問「支離破碎」的直接回答，雖然，「以圖書解易，確實是朱子易學的敗筆」（廖名春教授語）。所可惜的是，鵝湖山上三天的論理說道，似乎沒有一問一答的所有詳實紀錄，但我們依然很難想像年晚朱熹九歲的陸九淵，當著諸多學者逼問朱熹：「堯舜之前有何書可讀？」時是什麼一個畫面！這也就難怪「朱熹不慊」，而在其《答張敬夫》一信中發抒了他的感慨：「子壽兄弟氣象甚好，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，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，悟得本心，此為病之大者。要其操持謹質，表裏不二，實有過人者。惜乎其自信太過，規模窄狹，不復取人之善，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。」
以下是朱熹《周易本義》卷首所描繪的河圖（左）洛書（右）：
朱熹所見之河圖、洛書，依據馮時先生《中國天文學考古》所說，係來自其四大弟子之首的蔡季通（字元定），而蔡季通的圖、書，又是從「蜀地」獲得的，我們在《周易本義》卷首的河圖洛書之後，也可以看到朱熹引用蔡元定的說法。現今，我們只能假定朱熹列在《周易本義》中的河圖洛書，確實就是蔡元定所給的原圖，如真如此，那河圖的衍生過程，必然跟蜀地有一定的關係。我們很慶幸的，在陳久金、張明昌兩位先生合著之《中國天文大發現》一書中，得知如下資訊：「河圖洛書的數序，均出自『尚書．洪範』，即生成序五。所謂相生序五行，則是另一種排列方式，它又與河圖中的排列序方向相對應，不僅數序對應，方向也對應於季節，這反應出十月曆中兩種不同的曆法系統」，原來，洛書是「十月曆」（一年僅區分為十個月）的表示方式，而劉曉漢教授所發現的「彝族十月太陽曆」，顯然與中國上古的《夏小正》同屬十月曆系統，只可惜十月曆的曆法失傳已久，因而無法直觀河圖與十月曆間的關係。據此，河圖中的數序，也就有了月份的明確邏輯！而蔡季通從蜀地所發現的河圖、洛書，顯然當與彝族十月曆來自同一個起源！當中國將一年區分為十二個月後，已然無法一下子理解河圖之起源，原來是來自以十個月區分一年的曆法！馮時先生說的好：「由於這些圖像太樸素也太簡單，給人留下了無窮的想像空間，因而各種附會之說接踵而起」，大家逛逛書店，信乎此言之不假也。
以下是「彝族十月太陽曆」的圖像，各月份是用十種動物名稱命名的：
西元二〇〇九年，景曉東先生出版《失落的天網》一書，此書的重點，在敘述「碁」（棋）字，其實就是古代觀查天象的用具，亦即他所說的「天網」。景先生窮盡所能，將古文中的「其」字及「網」字，均將之解釋為古人用來觀天並進行記錄的「繩盤記錄器」，而繩盤記錄器最後即保留在現今的圍棋棋盤之中。景先生說：「遠古觀天科技實踐中最核心的關鍵技術，就在於如何解決提供記錄手段這一難題。繩盤記錄器，就是華夏遠古觀天氏族，在天象記錄工具方面的天才發明。」景先生對古文字的解讀，自成一家令人信服。依其所述，在觀天術及網形觀天工具的失落後，「曾是先民中無比重要，無比熟悉的『河圖』記憶，終於…由繩網上的天河之圖，傳說為『黃河中龍馬背上的神圖』」，而「宋代河圖、洛書中所包含的無非是黑白兩色的圓形符號，垂直、水平與斜向的連接線段，以及中心、週邊、方向、位置、形狀、數字與有序性。總之，無非是畫出真正的天象圖，星圖所必備元素與手段而已。」曉東先生所歸納出的解釋，對解讀遠古的觀天術及其工具，確實如醍醐灌頂。
以下是景曉東先生猜想中的觀天「繩盤記錄器」，其中1是繩盤（即右邊之方格），2是吊繩，3是支架，4是窺孔：
如果景先生所說：「無非是畫出真正的天象圖，星圖所必備元素與手段」為真，那歷史上必然留有相對應的證據可供參考。劉操南先生在其《古代天文曆法釋證》一書中，認為所謂河圖、洛書，其實就是「占星術的占書」，但因為：「經學家忽視，因而治《易》的把它遺忘了。」劉先生認為這些占書裡面記載了大量的天文歷史資料，「是個礦藏，可發覺與利用」，同時，劉先生還順道修理了一下南宋的理學家如下：「宋人更虛構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兩個數陣，尤為荒謬，使天生神物，進一步神秘化，有的玩弄思想遊戲，故弄虛玄，有的宣揚術數迷信，裝神弄鬼。」朱熹如果讀到這段話，恐怕又要再入懷玉之山，深山靜坐不止數月了。
景先生大膽的說：「依筆者之淺見，此所謂河圖也者，不過是在棋盤上如此這般的擺上五十五粒棋子，不過是在演示一種簡單而含意模糊的圖形與數字之遊戲。何來高深？何來神異？」余自五十以學易迄今，這大概是讀來最讓人痛快的一段文字。我不知道景先生是否瞭解鵝湖之辯的細節，但他借《鶴林玉露》象山棋所描述的過程，將朱王的心結講的明白：「少年陸象山當初將棋盤『懸之室中，臥而仰視之者兩日』，大概便猜出了此節 – 於是他才說：『此河圖數也』。於是他才始終看不起極力推崇此『河圖』的朱熹。」的確，廖名春教授所謂「以圖書解易，確實是朱子易學的敗筆」，與曉東先生「簡單而含意模糊的圖形與數字之遊戲。何來高深？何來神異？」所述雷同，這應該也是陸象山看不起朱熹的真正原因！朱熹前後花了約末二十五年的時間（淳熙二年至慶元四年）完成《周易本義》一書，但到頭來，除了使多數人更為糊塗，又真解決了什麼？
以下是景曉東先生「圍棋盤數理應用」的圖例，左圖下為河圖，上為洛書，右圖則為先天八卦：
羅大經《鶴林玉露》的隨手之筆，其背後竟有這麼多天文背景知識，有人出神看了兩天，便可以得出「此河圖數也」的結論，平凡如我輩如細看河圖、洛書，再對照一下十九路棋盤，或許也會慨嘆的說：「何來高深？何來神異？」吧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