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唐詩人陳陶，其《隴西行》有名句如下：「誓掃匈奴不顧身，五千貂錦喪胡塵。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春閨夢裡人」，對比夢裏之人與河邊白骨，令人慨嘆唏噓！漢代李陵，於武帝天漢二年（公元前九十九年），率五千步卒與匈奴八萬騎兵對戰，最後在距離漢塞百餘里之處兵敗投降，我們不能確定陳陶此詩，到底是純粹在悼念漢代李陵喪師的無奈，還是用來借喻唐末北方邊境的戰事不堪！由於唐代北方的外患，早已從「匈奴」成為「突厥」，因此推估陳陶所言，應是感嘆李陵的悲劇較為可能。
據《漢書》：「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」，可見陳陶所言之五千人，所指即應是李陵的軍隊而言，而「陵敗處去塞百餘里」、「軍人分散，脫至塞者四百餘人」兩句，也知陳陶詩中所指的「無定河」（位於陝北榆林縣境內），如不是李陵戰敗左近之處，就該是以「無定」之河，借諭「無常」之運而已，河之無定，運之無常，李陵出塞兩千餘里的命運，盡在變化的沙中呈現。至於李陵兵敗之處到底在哪裡，兩千餘年後的今天，也只能在四方拂來的風中尋覓！
宋朝的岳飛，在與金人的戰爭中金戈鐵馬，於鎮守鄂州（武昌）時，寫下傳唱千古的《滿江紅》，其中：「駕長車，踏破賀蘭山缺。壯志饑餐胡虜肉，笑談渴飲匈奴血」幾句，將「金人」比成了「匈奴」，而靖康之難，徽欽二帝連同宗室、大臣、婦女等為之北擄而去，同時舉行獻俘虜的「牽羊禮」，北宋隨之滅亡。如此國仇，所有屈辱，盡寫在宋人确庵、耐庵所編寫的《靖康稗史》之中，岳飛身歷其事，是以直欲吃其肉、喝其血。然而詞中的「賀蘭山」究竟係指何處，近來卻引起學者的探究。岳飛一生不曾到過寧夏的賀蘭山，故而賀蘭山一詞，應當也僅是借喻而已。
漢朝霍去病於武帝元狩二年（公元前一二一年）夏天的河西之戰，由公孫敖率軍出隴西郡由東向西進攻，霍去病則領騎兵出北地郡，過黃河，延賀蘭山向西北而上，穿越賀蘭山後，橫過大漠，再由居延澤轉向西南出現在匈奴防線背後，從而大敗匈奴休屠王、渾邪王，斬殺三萬餘人，岳飛所言「踏破賀蘭山缺」，所指就是這一段奔襲的歷史。匈奴於五胡十六國後其名已然消失，迨至宋朝，北方先是契丹的遼，後是女真的金，最後則是蒙古的元，因此岳飛詞中的匈奴，是漢代的敵國，也是金人的代稱，至於「踏破賀蘭山」，所指應是出奇不意，快速進兵攻伐敵人並取得大勝的意思。後人以方志（康熙四十二年之《磁州志》）所言之賀蘭山（河北邯鄲磁縣），做為岳飛進兵之地，顯屬旅遊所需之張冠李戴。
從夏代的「葷粥」，商代的「鬼方」，周朝的「戎狄」、「玁狁」，秦時的「匈奴」，一直到「突厥」、「契丹」、「女真」、「蒙古」，中土的外患始終來自於北方的「夷狄」，因此當清末「洋人」從東南海上侵略中國，李鴻章感慨的在其《籌辦夷務始末》中說：「實爲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」並把這些「西夷」，說成「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」。時至今日，「國際」間的爭戰仍時有所見，或冷戰或熱戰，或經濟貿易戰，依然遵循著「強淩弱、眾暴寡」的古老定律，但中土北邊的夷狄，顯然已經在各族的融合中，隨時間而化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，而所謂的「南蠻鴃舌」，也不過是「方言」一種而已。歷史不能遺忘，但當我們吟唱《滿江紅》時，難道還要繼續喝那「匈奴血」嗎？而匈奴又在哪裡呢？中華民族的土地上，套句曹操在《讓縣自明本志令》內的話：「不知當有幾人稱王，幾人稱帝」，一個「朝代」，有起有落，起始有高祖，末代為哀帝，不論哪一個朝代，用什麼名稱，為王為帝者，大概都不會懷疑自己的血脈根源與姓氏來源，不忘本，是為人的基本。
一九四三年出生於重慶的席慕容，父母皆為蒙古族，她曾經在台寫過令人讀之落淚「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」這麼一首詩，而此詩也廣泛流傳於蒙古大草原之中：
父親曾經，形容草原的清香，
讓他在天涯海角也總不能相忘；
母親總愛，描摹那大河浩蕩，
奔流在蒙古高原，我遙遠的家鄉。
如今，終於見到這遼闊大地，
站在這芬芳的草原上，我淚落如雨。
河水，在傳唱著祖先的祝福，
保佑漂泊的孩子，找到回家的路。
啊，父親的草原，
啊，母親的河！
雖然已經不能用母語來訴說，
請接納我的悲傷、我的歡樂。
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，心裡有一首歌，
歌中有我父親的草原、母親的河！
誰都可以「想家」，想「故土」，誰也都可以想自己的「親人」，而此時誰是匈奴、誰又是契丹、女真、蒙古，抑或滿人？試問：我們需要的是敵人，還是朋友？是同胞，還是寇讎？尤其當我們共同的血緣，都來自同一個根源之時？
以下為霍去病出擊匈奴路徑，以及《磁州志》中河北邯鄲磁州賀蘭山示意圖：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