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aturday, April 14, 2018

「由儉入奢易,由奢入儉難」- 張文節的訓儉


司馬光的《訓儉示康》一文中,有這麼一句名言:「由儉入奢易,由奢入儉難」,但這句話並非是司馬先生所說,而是引自張文節對親朋質疑過儉的回應。

張文節即是「張知白」,知白是他的本名,用晦是他的字,文節則是他物故後的「諡號」。《宋史》本傳中說:「知白在相位,慎名器,無毫髮私。常以盛滿為戒,雖顯貴,其清約如寒士。」這也就是司馬光所說:「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。」一個人不論官職大小,卻能始終如一的以清約自處,這是相當不簡單的事,他活在當下,可以但卻並沒有及時享樂!因為他想的不是當下,而是自己的以後,還有子孫輩養成習慣的以後!處於高位,他仍非常清楚:「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?身豈能常存?」畢竟,沒有人有一輩子的職務與待遇,也無不死之人。

無論居於什麼職務,都有去職卸任之一日,在公部門可以說「宦海浮沈」,而在私人企業則是「去留難測」,即或付出努力,但日後成敗依舊難言。清代不知名的小官吳毓蘭,不意竟在揚州瓦窯鋪,幸運的擒獲捻軍的主帥賴文光,從此平步青雲官位扶搖直上。《清史稿》這樣說:「李鶴章(李鴻章之弟)才績出眾,堪膺大用,後竟不出。吳毓蘭以擒獲巨憝顯名。功名之際,遭際固難測哉!」人的機緣固難測哉,是否真為命定?還是有注定一生的命,一時所走的運,以及那隨風而來的緣?

龔自珍於道光十九年倉皇的辭官離京,在《已亥雜詩》中寫到:「浩蕩離愁白日斜,吟鞭東指即天涯。落紅不是無情物,化做春泥更護花。」確實沒有一輩子的職務,龔自珍走的倉倉皇皇,急急忙忙,依他自己的說法:「余不攜眷屬僕從,雇兩車,以一車自載,一車載文集百卷出都」,為何要這麼倉皇?又何以需要一人出京?他沒有明說出來的,恐怕正是要他走的無情壓力!以詩書畫三絕聞名的鄭板橋,也很清楚人生無非都是如夢的過程,所以他說:「十年蓋破黃綢被,盡歷遍官滋味!」經歷過後,他已懂得職場並非靠自己便能掌握,所以隨時有準備離開的打算,於是他寫下:「立朝何必無纖過?要在聞而遽改之,千古怙終原寵戀,問君戀得幾多時?」該來的,會來,該去的,會去!在《道情》中他這樣說:「許多後輩高科中,門前僕從雄如虎,陌上旌旗去似龍,一朝勢落成春夢」,沒錯,波峰之後便是波谷,最終就是一場煙雲,帶不來,攜不走,袖底藏清風而已。

司馬光的文章說張文節曾在「河陽掌書記」,也就是在河陽當過「掌書記」這個官職。至於掌書記的實際工作職掌,我們必需回到《宋史∙職官志》去看看。《宋史》說掌書記是「幕職官」之一,並說明:「掌裨贊郡政,總理諸案文移,斟酌可否,以白于其長而罷行之。凡員數多寡,視郡小大及職務之煩簡。」可見掌書記是一個處理文件簽核程序的幕僚職,至於掌書記的收入,《宋史》中也明確記載,就是給「職田」三頃五十畝,用職田的地產收入以為養活之資。又,依據北宋的行政區域劃分方式,就層級高低及轄域大小而言,分別區分為路、府、州、軍、監等五級,「河陽」屬於州級單位,歸屬於「京西北路」,也就是今天河南的孟州一帶。可是依據張文節的後代張秀民所寫《宋張文節公(知白)年譜》一文,張文節二十九歲中進士後,是在「定武軍掌書記」,這也是《年譜》中唯一一次提到「掌書記」此一職銜。但「定武軍」屬於河北西路的「中山府」,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中、南部深州、安平一帶。若以時代作為考量,張文節掌書記任官之所,應該仍以司馬光的「河陽」為主,而非張秀民《年譜》內的「定武軍」,畢竟司馬光與張知白是約莫同時代的宋代人物,司馬心儀之人,記錯居官所載的機會當會小些。

《宋史》本傳記載張知白身體一向羸弱,最後:「在中書忽感風眩,輿歸第。帝親問疾,不能語,薨。」從風眩而需以「輿」扛回家,張知白的病況應該已經嚴重到一個程度,才會有「帝親問疾」的需要,再從「不能語,薨」的說法,病徵看起像是因中風急症而亡的結果!在宋代能活到六十八歲,早已經過了致仕之年,但張知白卻能一路做到人生終了,卻也是另一種「遭際固難測哉」的顯現!

「由儉入奢易,由奢入儉難」、「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?身豈能常存?」不管人生際遇如何,宦海沈浮的結局又何如,透過謹慎清約的習慣,不貪活在當下的一時之樂,那生命若是久長,則「居位、去位、身存、身亡,常如一日」,那晚景又何至淒涼無所託?「儉,德之共也」,其言確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