盜淘其錫以為常，風流不落別人家

自來公公對媳婦有不軌之舉者謂之「爬灰」，但此二字有何典何故實不可解。近日讀清人王有光所著《吳下諺聯》一書，於第十二條《扒灰》下有如下說明：「翁私其媳，俗稱扒灰。鮮知其義。按昔有神廟，香火特盛，錫箔鏹焚爐中，灰積日多，淘出其錫，市得厚利。廟鄰知之，扒取其灰，盜淘其錫以為常。扒灰，偷錫也。錫、媳同音，以為隱語。」又於第二百四十一條《爬灰》下另有解釋：「王荊公子雱，早逝，其妻另築小樓以居，荊公時往窺焉。媳錯會公意，題詩於壁，有『風流不落別人家』句。公見之，以指爪爬去壁粉。外間『爬灰』之語，蓋昉於是。」

據上，作者所居之江蘇清浦（吳下），對爬灰之來源有兩種解釋，一是「偷錫」之音轉，二是「爬去壁粉」之隱喻！然二者何者為是，仍不解也。蓋紙錢經焚燒後，累積之錫箔豈真能「淘出」？就算掏出，所淘出之錫箔總量又能價值多少？以扒灰作為偷媳之音轉解釋，似乎過於牽強。但一般紙錢上刷上一層「錫箔」以為「銀紙」，顯然在清朝已經定俗，其目的無非是希望四方神佛或是八方兄弟，能替自己消災納福以求得好運，至於在紙錢上刷上一層金箔，則是祈求歷代祖先在另一個天地間花費有據，也替自己帶來良好機緣吧！

紙錢何時出現說法不一，傳聞是蔡倫造紙後賣不出去，故而詐死誆騙眾人焚燒紙錢以換取回魂，進而銷售其所囤積所造之紙，又有謂紙錢實則起於南齊東昏侯剪紙為錢，以替代陪葬之金銀財寶或是西魏時期，其他尚有起源於唐朝之說！實則，不論紙錢真正起自何朝何代，真正印紙為錢始於北宋之「交子」，因此以「金紙」、「銀紙」，做為往生者於另一世界之金錢之替代物，就邏輯性而言，理當起源於北宋之後才對。此外，燒與往生者的紙錢上面，原本是沒有錫箔、銀箔、金箔的，顯然是富貴人家為了誇飾富貴，因而衍生出來的習俗吧！而今銀紙及金紙上那層薄薄的「顏色」，當然早已不是真正的金、銀、錫，而僅僅是一層化學染料而已，想要如「吳下」般予以淘取出來，那定然也是強人所難！事實上，紙錢上就算是真有一層錫箔，又要淘取、累積多少紙錢才能真有所得呢？恐怕必然徒勞無功！

有關王荊公（安石）往窺媳婦，以致需爬去壁粉之說則實為荒誕，王安石何許人也？因推行新法之故，拗相公與舊黨始終處於對立狀態，若其本人確有前項窺婦之行為，那在北宋新舊兩黨相互傾軋之時，又怎麼可能為守舊人物所輕易饒過？定然會鬧的沸沸揚揚，天下洶洶！故而以正常邏輯推知，王安石窺婦進而扒灰的情形應該是不存在的。不過，王安石次子王雱確實去世的早，據同時代之王辟之所著《澠水燕談錄》內容：「宋王荊公之次子名雱，為太常寺太祝，素有心疾，娶同郡龐氏女為妻。逾年生一子，雱以貌不類己，百計欲殺之，竟以悸死，又與妻日相鬥哄，荊公知其子失心，念其婦無罪，欲離異之，則恐其誤被惡聲；遂與擇婿而嫁之。」如此，王雱與妻龐氏交惡並且早逝當屬事實，最後荊公還替守寡的媳婦「擇婿而嫁之」，因此有趴灰的閒言閒語，或許也有些可能。

王雱其人頗為特立，《宋史》上說他：「為人慓悍陰刻，無所顧忌，性敏甚…。氣豪，睥睨一世，不能作小官」，此外《邵氏聞見錄》與《宋史》皆記載王雱「囚首跣足，攜婦人冠以出」的異狀。據此，中正大學楊宇勛教授始終認為王雱是個「精神異常者」。如果真是如此，王安石還真有可能需要不定時「窺媳」一下，但其目的應該就不可能是窺其女色，而是東看看，西看看，南聽聽，北聽聽，擔心兒子發生過激的家暴行為並且張揚出去吧！別忘了，活躍於仁宗至神宗年間的釋文瑩，在其《玉壺清話》中記載王雱的墓誌銘上即有著「以病廢於家」數字，王雱有病而且病的不輕，應該是頗為真實的，而其妻龐氏日夜陪著「不能做小官」的病人，應該也夠辛苦了，那個婦人冠，應該就是她的私物吧。

扒灰，扒不出什麼金錢銅鐵的，爬灰，也理不清年輕人家務事的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，一切還是管好自己比較重要。

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應似飛鴻踏雪泥

蘇轍在其《東坡先生墓誌銘》一文中，提到一段關於東坡任鳳翔府判官時的作為，而該段歷史牽涉到宋廷與西夏的戰事，以及宋朝的賦稅問題，值得予以細究，故先予錄之如下：

除大理評事，簽書鳳翔府判官。長吏意公文人，不以吏事責之，公盡心其職，老吏畏服。…關中自元昊叛命，人貧役重，歧下歲以南山木栰自渭入河，經砥柱之險，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。公偏問老校曰：「木栰之害本不至此，若河渭未漲，操栰者以時進止，可無重費也。患其乘河渭之暴，多方害之耳。」公即修衙規，使衙前得自擇水工，栰行無虞，乃言於府，使得係籍，自是衙前之害減半。

查蘇軾係於宋仁宗嘉祐五年（西元1060年）十一月辭父離京師赴鳳翔任，十九日與弟蘇轍別於鄭州之西門，之後於道經澠池之時，蘇軾有感而寫下《和子由澠池懷舊》一詩：

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應似飛鴻踏雪泥：
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。
老僧已死成新塔，壞壁無由見舊題。
往日崎嶇還記否，路上人困蹇驢嘶。

對於不可知的未來，蘇軾無疑也有著一絲的蒼涼，而對於自己的弟弟，有過去的懷念，更有著可能無由再見的擔心！兄弟之情確實令人情動！

嘉祐六年（蘇軾時年二十六歲）十一月十四日，經長達一年的奔波，蘇軾到達鳳翔府，並擔任僚佐性質的簽書判官，而鳳翔府當時之最高長官，為同年八月份到任之宋選（參見孔凡禮所撰之《蘇軾年譜》）。依據《宋刑統‧職制律》中「長吏立碑」一條，對於長吏之定義是：「內外百司長者，臨統所部者」，因此《墓誌銘》中所說之長吏，應該就是宋選，而非其他的主管，但也從《墓誌銘》文中的敘述，可知「官」、「吏」兩者，在宋代便應該已經分流，如此方會有「長吏意公文人，不以吏事責之」這樣的說法，看來一般文人在宋代是不知道刑名律法之道的！

《墓誌銘》中所謂：「關中自元昊叛命，人貧役重」，指得是西夏李元昊於仁宗寶元元年（1038年）稱帝，正式與宋廷決裂後，經兩年之積極準備，於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，開始大規模進攻宋朝，並挑起三川口之戰、好水川之戰（1040年）以及定川寨之戰（慶曆二年，1042年）的史實。此三戰雖皆由西夏勝出，但對陣之兩軍皆損耗極大（參見李華瑞所著《宋夏關係史》），因此於仁宗慶曆四年，在經過雙方不斷的折衝之後，終於漸次達成和議。和議內容於《宋史‧仁宗本紀》中說：「五月…丙戌，曩霄遣人來，復稱臣。…冬十月庚寅，賜曩霄誓詔，歲賜銀、絹、茶、綵凡二十五萬五千。…十二月壬辰，加恩百官。乙未，封曩霄為夏國主。」《宋史》中的曩霄，依據《仁宗本紀》慶曆三年所載：「三年春正月…。癸巳，元昊自名曩霄，遣人來納款，稱夏國。」足見曩霄就是元昊，是李元昊自己給自己改的名字，而在不同時間點達成不同協議，或稱臣，或歲賜，顯然是一系列外交作業後的成果。

蘇軾接任鳳翔府判官時已是仁宗晚期的嘉祐年間，宋夏雖已有和議在前，但小型衝突依舊不斷，而鳳翔府位於「秦鳳路」之內，因此蘇軾於前往鳳翔時，在過澠池時所寫的《和子由澠池懷舊》，即多多少少顯示出在戰事的牽延之下，對自己未來的生死也會有一定的擔心在內！清人王士禛於《秦中凱歌》一詩中曾戲謔言道：「三月軍鋒次渭橋，旋看飲至紫宸朝，空言韓范威名大，五路何曾制曩霄？」顯然對於備禦西夏的韓、范功績不表贊同。此詩中之五路，亦即陝西五路：「鄜延路」、「環慶路」、「涇原路」、「熙河路」、「秦鳳路」，而「路」為宋代的地方管理劃分的最高層級，也是為了稅賦轉運而設立的行政督察區。當時宋廷以五路之力抵禦西夏依然失利連連，因而此五路之軍民在與西夏做戰時也確實耗損最劇。協議中所允諾之「歲賜銀、絹、茶、綵凡二十五萬五千」，絕大多數也都是就近來自周邊的五路百姓，因此所謂「人貧役重」，正是戰爭連年以及對西夏歲賜後的現實寫照。

上文「役重」二字，顯然係指國家無償徵用人民從事勞務活動的各種徭役而言，有居所的人民（在籍）當然跑不掉各式的徭役，而無居所的流民自然也無從徵調徭役！因此在籍的人民，隨流離失所的人民越多，所需擔負的徭役也就更重，這也是為何隋朝之租庸調法，到唐朝時需改成兩稅法。而宋朝自「西鄙用兵以來，騷動天下，物力窮困，人心嗟怨」（見《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一四三），於是逼迫仁宗不得不於慶曆三年推動「慶曆新政」，以持續向人民斂取財賦支應財政所需。元昊叛宋，曾上《平戎十策》的張方平，在其《樂全集》卷二十四《論國計事》中，即比較了真宗景德年間庾仁宗慶曆年間的商稅、酒稅、鹽稅，發現仁宗慶曆年間的稅賦已然是真宗景德年間的3.6倍！加上各項雜稅與攤派，甚至再連同發行沒有準備金的交子（紙幣），宋仁宗其實並不擔的起那個「仁」字，也無怪乎宋神宗繼位之後，必須起用拗相公王安石以進行另一次的變法！蘇軾所說的人貧役重，張方平所謂的物力窮困，事實上都給了神宗不得不進行改變的重大壓力，當王安石說出：「天變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」之時（見《宋史‧王安石傳》），他的心境又有幾個人能夠理解？梁啟超先生寫《王安石傳》，在第一章的《敘論》裏，在三個段落的尾端，連續三次寫下：「我每讀《宋史》，都不能不把書放在一邊而痛哭的！」千百年後，以中國積弊疲玩而急欲求成的的梁啟超，在經歷戊戌變法的失敗後，終於寫出了王安石當時的心境。

至於文後的「係籍」二字，乃指人民戶籍固定之意，此二字當與戰爭期間人民流離失所之「失所」二字對看。「所」為住所、居所之意，失所即無固定住居，而無固定住居，在農業時代即難以從事生產並繳納國家稅賦，因此當百姓生活安定，戶籍固定時，國家便可向彼等徵取稅賦，也因此「係籍」二字，實已表示出東坡先生在安定民生上努力的成果。

話說回頭，鳳翔府下轄十縣一監，前述十縣一監所收取之各項物資均需藉由渭河而東入黃河，《墓誌銘》中之「岐下」無法明確其地所指為何，但應該是對照關中（周原）的統稱，而非特定之一縣或一地。然《舊五代史‧梁書》載：「 天復元年，昭宗幸鳳翔，太祖率四鎮之師奉迎於岐下」、 《舊五代史‧卷一百三十三‧世襲列傳第二》又載：「 唐天復中，昭宗在岐下，梁祖圍鳳翔日久」，加之蘇軾自己有《次韻子由岐下詩》以及《宋史‧陳希亮傳》載：「在岐下，嘗從兩騎挾二矢與蘇軾遊西山」，是以岐下很可能直接就是鳳翔的代稱。因此，木栰於汛期入河運送物資，便有可能於三門峽遭遇急湍砥柱之險，而造成重大損失，因此也才會有蘇轍所描述的：「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」，破產之民，自然也就無所係籍了。蘇轍寫《墓誌銘》時，特別點出南山木栰這一段歷史，必然是其兄重複描述所遭遇之事所留下的深刻記憶有以使然。我們不太能確知當時「衙規」的內容，以及蘇軾又到底確實更動了什麼，我們只能推測，舊規中要求水工需由衙門指派，新規則是由送運者自行選定！這期間可能發生的「過水費」以及「賄賂」，自然也就無所依附了！蘇軾將水工由「國家指定」改成「個人指定」，送運時間也由百姓自行決定，不但消弭了運送的風險，達到成本降低「可無重費也」的結果，同時也使「衙前之害減半」，將衙門的工作量也隨之降低，一舉數得，然而那些因此而無法中間漁利人，一定是恨的牙癢癢的。

《蘇軾文集》卷四十六中有《鳳翔到任謝執政啟》一文，其中有謂：「編木栰竹，東下河渭，飛芻輓粟，西赴邊陲，大河有每歲之防，販務有不蠲之課，破蕩民業，忽如春冰，…救之無術」，此處的每歲之「防」，當然是指防備河水氾濫築堤的勞役之需，而不蠲之「課」，自然就是商務過程的各種稅賦了！對於每歲之「防」，不蠲之「課」，這些皆非蘇軾可以管轄的範圍，蘇軾自然「救之無術」，只能將此一掛念一直擺在心理，並與弟弟述說，而後才出現在《墓誌銘》之內。這一小段墓誌銘，隱藏著北宋王朝財政窘困的現實，有著西北用兵失利後人貧役重的沈重，還有著人民為法規束縛而破產相繼的悲哀，當然更有著蘇軾明察暗訪，透過衙規的修改，進而泯除木栰之害，從而使人民較能安身係籍的善政。

蘇軾精彩萬端的一生，《墓誌銘》實不足以描述，李廌在蘇軾歿後，有祭文如下：「皇天后土，鑒一生忠義之心；名山大川，還萬古英靈之氣」，而卻除木栰之害，也僅僅是其忠義之心的一小段而已。而對於所有改革者而言，或許都需再想想蘇軾對神宗所說的話：「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、聽言太廣、進人太銳，願陞下安靜以待物之來，然後應之」，人世間裡的事，到底是要採取「安靜以待物之來」的漸進式手法，還是要以「三不足」的態度積極快速的面對？每個人都有他的選擇，也都需面對選擇的結果，這或許正是梁啟超先生：「我每讀《宋史》，都不能不把書放在一邊而痛哭的」原因吧。

以下是北宋鳳翔府與西夏國的相對地理位置，閱者可藉此瞭解蘇軾寫作《和子由澠池懷舊》一詩的寫作情形，以及當時岐下編木栰竹，東下河渭因而造成木栰之害的地理背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