忠厚留有餘地步、和平養無限天機

《宋史．蔡確傳》記載，哲宗初立高太后掌朝，蔡確因屬新黨，遂先後出知陳州（今河南淮陽）、亳州（安徽亳州）。元祐二年，確因其弟收贓納賄之牽連而貶官安州（今湖北安陸）。確於安州，依據楊仲良《續通鑑長編記事本末》所記：「其所居西北隅有一舊亭，名為車蓋，下瞰涢溪，對白兆山，公事罷後，休息其上，耳目所接，偶有小詩數首」，此即「安陸十詩」，也就是致使蔡確竄貶新州的「夏日登車蓋亭」詩。想披山攬勝吟風誦月之句，本來即是騷人墨客的特質之一，何況身居相位益遭貶謫之後？安陸十詩現存於清人厲鶚輯撰之《宋詩記事》之中，我們細看蔡確詩中所述，實在不知有何譏諷之處，但此十詩卻為其少年學賦恩師陳處厚刻意「箋釋」後，以「內五編皆涉譏訕，而外編譏訕尤甚，上及君親，非所宜言，實大不恭」為由而上奏朝廷，蔡確幾經分晰而終不自白，最後惹來竄逐新州（今廣東新興縣）的命運，確至新州未久，隨即嗚呼而去！

蔡確祖籍泉州，生於仁宗景祐四年 (1037)，其父蔡黃裳則為真宗大中祥符元年(1008)之進士。因家道中落，確早年遂寄讀於陳州泗縣寺中，然以貧寒而為寺僧所厭，感慨之下，確乃題壁詩一首以明志：「窗前翠竹兩三竿，瀟灑風吹滿院寒。常在眼前君莫厭，化成龍去見應難」，此詩與呂蒙正未顯達前受寺僧所欺而所書之「上堂禪位各西東，慚愧只聞飯後鐘」頗見雷同，但在氣度上則大有差異，若以陳勝「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」相較，則蔡確沖天之志更為顯而易見！後蔡確果於仁宗嘉祐四年(1059)登第，並在新法推動時，完成「常平」（有如今日平抑物價之規定）與「免役」（即以繳交賦稅代替服徭役之規定）兩法，王安石去相後，蔡確賡續新法的推動，直至元豐八年神宗去世為止。《宋史》上說蔡確：「確自知制誥為禦史中丞、參知政事，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，士大夫交口咄罵，而確自以為得計也！」因此將之列入《奸臣傳》，但卻沒有提及蔡確在經濟上的長才，很遺憾的，以蔡確之政黨屬性或是其個人之人格特質而將之列入《奸臣傳》，實在有失厚道，如能將之寫入與國際民生相關的《貨殖傳》或《食貨傳》，或許更能彰顯其人在經濟上的實質貢獻。

以常理衡之，懂得平抑物價以及用稅賦替代勞役的蔡確，是不可能不知道經濟學上的「供需理論」的！如果西方的供需理論確實於西元十四世紀方漸次為學者所通曉，那宋神宗在西元一〇六七年開始的熙寧變法，無疑領先了西方約有四百年的時間！宋神宗時代，即或黨爭不斷，但對於那些堅持變法的人，以及透由新法所成就的經濟效益，我們不得不由衷佩服！「堅持」二字寫來容易，但當事涉身家性命，還能把持不變之人，幾希矣！林語堂曾說：「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與中國當時所付出的代價，至今我們都還沒有弄個清楚。」但在所謂的「當時」，中國的經濟入不敷出，兼併日烈，北遼夏西壓力奇大，又有多少「文人」能體會神宗必須變法的經濟與軍事原因？聖人之道，有的是做人處事的哲學以及仁義道德的規範，但卻沒有太多「言利」的經世致用經濟概念啊！對於蔡確，我們可以因「起獄奪人位而居之」而不齒他做人的方式，但對於他在新法上的付出與成果，實在不能隨手抹煞，更「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，誅竄大臣」（語見《宋史．范純仁傳》），對於蔡確，是應該給予他更多正面的歷史評價。

在《宋史．蔡確傳》正後，一併附載了吳處厚的生平事蹟，兩人同列於《奸臣傳》之內，確實也令人欷噓，畢竟，吳處厚還曾經教過蔡確如何寫賦！最後師徒成仇，而且是「二十年深仇」（語見南宋王明清所著之《揮麈錄》），一個懷恨在心的人，處心積慮的想要報復，那確實是件難過且可怕的事，何況積攢了竟然有二十年之久。《揮麈錄》又說：「世謂處厚首興告訐之風，為搢紳復讎禍首，幾數十年」，吳處厚所累積的怨恨，不但太深、太難解，竟然還成為其他人士仿效的範本，此又何其不幸！其子吳柔嘉對於其父箋注蔡確安州十詩深深以為不妥，哭著對父親說：「此非人所為…，將何以立於世？」，果然，蔡、吳兩人在歷史上誰也不得著令名美譽，是以南宋楊仲良《續通鑑長編記事本末》上說：「士大夫固多疾確，然亦不直處厚云。」

蔡確掌權時，曾主導「陳世儒案」及「烏台詩案」兩大政治案件。陳世儒一案，蘇頌、呂公著、司馬康等舊黨大臣一併為之入獄，而烏台詩案則幾乎使蘇軾無端冤死於牢獄之中！風水輪轉，夏日登車蓋亭十詩，在陳處厚無中生有下，最後也成為舊黨借以反擊新黨的依據，冤冤相報，莫此為甚。語云：「忠厚留有餘地步、和平養無限天機」，做人忠厚，餘地自留，處事平和，天機無限，這或許也就是經濟學上「利人利己」的另一種寫照吧。

以下係清代山西祁寯藻所寫的對聯：

神宗闕皇嗣，處厚諫廟食

偶讀宋人陳處厚《青箱雜記》，卷九內有謂：「神宗朝，皇嗣屢闕，余嘗亦詣閣門上書，乞立程嬰、公孫杵臼廟，優加封爵，以旌忠義，庶幾鬼不為厲，使國統有繼」云云。而在所提及之「上書」內文，亦有「太祖啟運，太宗承祧，真宗紹休，仁宗守成，英宗繼統，陛下纘業…」等字。如此，兩處提及神宗，則處厚上書之對象顯為英宗之子宋神宗。

考之《宋史》，神宗有子十四人，所生之前十子中，成年者僅有二人，其後由第六子趙煦繼位（即哲宗），故而處厚所謂「神宗朝，皇嗣屢闕」確實無誤。因此我們可以確知，處厚上書當是在神宗早年屢喪皇嗣之時。他藉著程嬰、公孫杵臼二人保全趙氏孤兒卻「未見褒表，廟食弗顯」的理由，以及「故仁宗在位，歷年至多，而前星不耀，儲嗣屢闕，雖天命將啟先帝以授陛下，然或慮二人精魄，久無所歸，而亦因是為厲也」的歷史事實，提醒神宗之所以無子，可能是鬼神詛咒之故。由此觀之，處厚雖提及仁宗無嗣，但其上書之對象必為神宗無誤！

然依《宋史．吳處厚傳》，其中卻言：「仁宗屢喪皇嗣，處厚上言：『當屠岸賈之難，程嬰、公孫杵臼盡死以全趙孤…』」，則明顯將上書對象之神宗誤成仁宗，足見史謂《宋史》成書倉促，脫誤不實之處所在多有確然不假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也直言《宋史》「其大旨以表章道學為宗，餘事不甚措意，故舛謬不能殫數」，史家有意無意的錯誤，確實會使後世讀史之人，多了份辨析是非的責任。雖如此，仁宗在位計四十二年，其間亦曾育有楊、雍、荊三王，但皆不幸蚤夭，故拖拖有此魯魚亥豕之誤，恐怕也是疏於辨析考證的結果！想國學大師錢穆當年隨父兄讀書，講至湘軍平洪楊事時，其父謂：「讀書當知言外意，寫一字，或有三字未寫，寫一句，或有三句未寫，遇此等處，當運用自己聰明，始解讀書」，而後錢穆在國學領域卓然有成，對運用自身聰明以解語中隱晦處的能耐，自然已非常人可及。

當年仁宗無子，遂過繼從兄弟趙允讓第十四子趙曙為皇子，之後並繼位是為宋英宗。英宗既已過繼仁宗為後，以今日之法律視之，仁宗當即為英宗之養父，是以英宗自然繼承養父之權利義務並最終繼承九五大位。但，無論如何，就血緣關係而言，英宗生身之父究為濮安懿王趙允讓，是以英宗即位後，欲尊稱其生父趙允讓為「皇考」，並獲得韓琦、歐陽修等人之附和，然司馬光、范純仁、呂大防等人，則欲依據已然發生之出繼事實，認為應稱生父為「皇伯」，於是兩派互有攻訐，此一事件即史稱之「濮議」。然此種爭論，表面上看起來是與「禮節」相關的諡法問題，但實際上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宗室權利的爭鬥？英宗於1063年即位，但直到1066年，他才終於在濮議爭議上做出最後結論。英宗決定將自己得生父趙允讓禮稱之為「親」，而非兩派爭議的皇考與皇伯，尷尬是消除了，但士大夫間的爭議，卻埋下了日後黨爭的導火線，然而英宗隨即在1067年正月下世，替自己不過五年的皇帝生涯劃上句點，至於所有的爭論，也在神宗即位後自然的不了了之，因為神宗帶來了更多、更大、更值得爭論的「變法」問題！神宗繼統後，國家財政困難，王安石因而得勢，在「天變不足畏、祖宗不足法、人言不足恤」的三不足大纛下，大舉改弦更張，於是新舊黨爭漸次開始，宋朝的混亂也由此肇基。王夫之在《宋論》中說：「宋之亂，自神宗始」，此話說的貼切確實，如果神宗與王安石等用人得宜，又懂得調和鼎鼐適度妥協，趙宋河山又何至於淪落於金人鐵蹄之下，甚且皇族為虜？

林語堂先生在其《蘇東坡傳》中曾這麼說：「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與中國當時所付出的代價，至今我們都還沒有弄個清楚。」誠然，如果仁宗有子，如果不是英宗繼紹大統，又如果英宗不將皇位傳給神宗，如果神宗早年生的皇嗣能夠存活而非由哲宗嗣統，如果十八歲親政的哲宗能夠聰明的記取宣仁皇太后的老成，又如果哲宗不將天下傳給「輕佻」的端王（以後的徽宗），那宋室的天下將何其不同，中國又何需付出靖康國恥的代價！我們實在弄不清楚這一連串的錯誤，到底該由誰擔負起責任，但總不可能是化為厲鬼的程嬰與公孫杵臼兩人吧！

吳處厚以程嬰、公孫杵臼搶救趙氏孤兒而未受敬拜因而鬼魂為厲的理由，讓神宗信以為真，遂於求訪後，下令於絳州太平縣為二人立廟旌表。廟立之後，神宗的六子趙煦也真的存活下來（以後的哲宗，他的五個哥哥率皆早折），可惜的是，有子無子以及子孫之賢或不肖，又豈真是鬼魂為厲所能左右？吳處厚的上書，為的該不是神宗的子嗣，而是自己的出路吧！